本报记者 罗朝淑 张盖伦

    瑞典当地时间12月10日下午4点30分，全世界的目光从这一刻开始“聚焦”在斯德哥尔摩音乐厅。当身着一袭紫色礼裙的中国科学家屠呦呦研究员从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手中接过诺奖奖章和证书的时候，庄严的会场里掌声经久不息。

    46年的坚守，让这位85岁的老人为中国赢得了世界的尊重。3天前，屠呦呦在出席卡罗琳医学院举办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演讲会时，新华社记者拍下了令人感动的一幕：诺贝尔主题演讲会的主持人，卡罗琳医学院传染病学教授Jan Andersson先生在屠呦呦演讲过程中一直跪在地上，一只手从后面扶着这位85岁的老人，另一只手为她拿着话筒，30分钟里始终保持着这个姿势，一动不动。

    在诺奖得主演讲会上，提及46年前的那场“战役”，85岁的屠呦呦仍然记忆犹新：1969年，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参加全国“523”项目，她被指定为课题组组长，承担抗疟中药的研发。接受任务后，屠呦呦开始搜集整理历代中医药典籍，走访名老中医，同时调阅大量民间方药，编写出以640种中草药为主的《疟疾单验方集》。屠呦呦说：“正是这些信息的收集和解析铸就了青蒿素发现的基础，这也是中药新药研究有别于一般植物药研发的地方。”

    虽然有了这样一本“验方集”，但要从640种药物中筛选出对疟疾真正有效的药物，其难度可想而知。屠呦呦和她的队友们曾一度陷入到研究的“泥淖”中，找不到理想的出路。面对挫折，屠呦呦也曾苦闷。她后来回忆说：“我也怀疑自己的路子是不是走对了，但我不想放弃。”当她再次认真翻阅起曾出现抗疟苗头的几个药物的历代文献时，东晋葛洪所著《肘后备急方》中记载的“青蒿一握，以水一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的描述给了她新的启迪，也为青蒿素的成功提取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然而，上世纪70年代初期的中国，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文化大革命，大部分单位的科研工作都处于停滞状态，根本就没有一个好的实验条件。屠呦呦当年的同事、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研究员姜廷良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当时实验室连基本的通风设施都没有，但任务时间又很紧迫，屠呦呦为了加速提纯速度，急需寻找能够容纳大量溶剂和实验品的合适器皿。然而，紧张的经费却让她们一筹莫展。急中生智的屠呦呦，想到了家中腌咸菜用的瓦缸，就把这样的瓦缸充当了提纯药物的器皿。最终，靠着这些瓦缸成功提纯了100克青蒿素结晶。而屠呦呦却因为长期接触这样的环境患上了中毒性肝炎，其他成员也出现了不同的中毒症状。”

    但这些没有动摇屠呦呦的决心，病情一好转，她就急忙跑回实验室继续科研。为了能尽快让青蒿素用到临床上，在动物安全性评价的基础上，她和科研团队成员自己服用有效部位提取物；当青蒿素片剂临床试用效果不理想时，她们尝试改用单体胶囊……

    回忆起屠呦呦研究团队当年的实验情景，姜廷良不无感慨地说：“她的身上有着超越常人的执着精神。这是科学家最重要的品质。”姜廷良透露，在青蒿之前，屠呦呦还筛选过很多种物质，“比如胡椒，实验室的抗疟成绩相当漂亮，对疟原虫抑制率达到90%多，但是临床却没效果。青蒿提取物在开始的实验中对疟原虫的抑制率最高也只不过68%，最低才百分之十几，远远不及胡椒，如果不是因为她的坚持和执着，青蒿素的研究很难取得成功。”

    “执着”是记者在采访屠呦呦的同事时，听到他们用来评价她最多的一个词汇。靠着这份执着，屠呦呦从古代医书中找到青蒿，用这株看似普通的小草，拯救了世界上无数的生命。据世界卫生组织(WHO)报告，全球有97个国家和地区的33亿人口仍在遭遇疟疾的威胁，其中12亿人口生活在高危区域，这些区域的患病率有可能高于1/1000。统计数据表明，2013年全球疟疾患者约为1亿9千8百万，死亡人数约为58万人。正如诺奖委员会所指出的那样，“青蒿素这一医学发展史上的重大发现，每年在全世界尤其在发展中国家，挽救了数以百万计的疟疾患者的生命”。

    获奖后的屠呦呦虽然一直保持着贯有的低调，面对公众和媒体言辞甚少，但在瑞典的媒体见面会上，针对大湄公河地区和非洲少数地区出现的恶性疟原虫对青蒿素的抗药性，她却大声疾呼：遏制青蒿素抗药性的任务迫在眉睫！

    屠呦呦说，自己和疟原虫“斗”了一辈子，发现了青蒿素。她说：“青蒿素是个全新的化学结构，关于它的研究还远远没有完成。在科学上，青蒿素作用的机理，尚未完全阐明，仍是有待深入研究的科学问题。”如今面对新一轮的耐药性挑战，她依旧信心满满。在她看来，新出现的耐药性问题，让青蒿素的研究还有很大的提高空间。

    行多远，方为执着？思多久，方为远见？46年的坚守让屠呦呦认准一个道理：在困境面前需要坚持不懈。只要目标明确，坚守信念是成功的前提。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科技日报北京12月10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