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有30万天使投资人，中国只有1万多；美国去年天使投资额为288亿美元，中国可统计的不到7亿美元。”洪泰基金创始合伙人盛希泰说，“中国天使投资与美国差距巨大”。资本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晴雨表。因为关注扶持初创企业甚至是初始创意，天使投资对于未来产业走向至关重要。近年来，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我国天使投资人由“百人”激增到“万人”，但差距依然显而易见。中国“天使”想要飞起来，到底还缺些什么？近日，在“2015全球天使投资论坛”上，中外研究者表达了各自的看法。

    “傻钱扎堆”表明“专业缺陷”：被VC接盘的天使投资不多

    中关村天使投资协会会长陆刚感觉到，从2011年开始，我国天使投资发展速度明显加快。不过，“新锐天使”的表现，让他生出了不少困惑。

    “风来了，猪也会飞。看着别人投资，新人也在‘喷’项目。但投资有风险，对‘新天使’来说，怎么做才不盲从？”在他看来，在“风口”顺势起飞，又不乱了方寸，这是“天使”必须解决的痛点问题。

    他的第二个困惑，是“天使”怎样处理“领投人”的建议。“现在，众筹、合投，发展越来越快，大家一起投资，分担风险，共享资源。但领投人对不对，是不是听他的，听了以后结果怎样？”陆刚说，虽无数据支撑，但他看到了不少事例，“并不尽如人意。毕竟，合投，需要领投人的眼光，需要投资者之间深入沟通”。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浪潮中，“天使”投资热情高涨。但陆刚发现，被VC（风险投资）接盘的天使投资数量并不多。“尤其是下半年。这固然跟行业调整有关，但也跟‘天使’对于项目的判断有关。很多VC朋友告诉我，‘天使’投的本就不是该投的方向或不该投的人，根本没法跟进投资”。

    “‘傻钱’的出现，透露出‘天使’专业化能力不足。创业者热衷于讲故事，不少‘天使’连故事都没听懂就盲目投资了。”清华控股董事长徐井宏说。

    “总量不足”背后的“政策缺失”：个人“天使”尚无税收优惠

    “针对个人天使的税收优惠，我知道在讨论，但确确实实还没有。”启迪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创始合伙人罗茁，道出了我国“天使”总量不足背后的尴尬。

    “在英国，政府认识到60％—70％的项目可能没法成功，但对失败案例也会提供一些保障，确保投资人60％—70％的钱可以收回来的。”英国商业天使协会首席执行官Jenny Tooth谈起了“EIS计划”。在这个计划中，“天使投资人可按投资额的50％减免个税”。

    “如果做天使投资，政府可减少你45％的个税。”比利时Be天使首席执行官Claire Munck说，“天使投资人投了一欧元，他可去银行贷更多款。这就产生了杠杆效应。”

    在美国，鼓励“天使”的早期进入和长期持有。以2012年为例，股权持有不足1年，资本利得税按10％—35％收税；股权持有超过1年，按0％—15％收税。截至2009年，美国有超过20个州颁布了针对天使投资的税收抵扣政策，抵扣率最高至100％。在美国天使投资协会创始人John May看来，这些政策成为美国天使投资活跃的保障，“天使投资人在美国做了很多成功的项目，在东北部、中部都有，并不是集中在加利福尼亚”。

    在采访中，不少天使投资人告诉记者，在我国，根据个人所得税法，个人“天使”投资给初创期科技企业，要以20％税率纳税。这与股票交易几乎可以忽略的税费相比差距很大。与信托产品、房地产基金等投资品种相比不占优势，而且股票交易、信托产品、房地产基金等具有更好的流动性或更短的投资周期。

    目前，我国“天使”不过“万人”，这和美国的30万、英国的5万相差甚远。由于政策缺失，在很多地区，投资人不愿进入，这也造成了天使投资的不均衡。中关村天使投资联盟秘书长徐勇说，“近两年，50％—60％的天使投资额和项目数发生在北京”。

    “顶级论文”暴露“人才短板”：171位研究者里中国大陆只有4位

    “我们现在缺什么？不是硬件，而是软件。”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风险投资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刘曼红说，“这个‘软件’就是人”。

    她以天使投资研究为例加以说明，“我有一份2013年的数据。在顶尖杂志上发表的风险投资、天使投资的论文，参与者共171位。美国排第一，有58位；德国排第二，有16位；中国台湾，有7位；中国香港，有6位；中国大陆，2000多所大学，只有4位”。

    在她看来，“我们对于天使投资的研究，还处于最初阶段，还没有深入下去”，这也造成了天使投资政策的缺位。

    “天使投资人个税减免，能否选择一些地区试点？天使投资所得，如果继续用于天使投资，税收能否延迟缴纳？”水杉投资董事长徐向阳说，“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天使投资的相关研究作为支撑。希望国家给研究者更多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