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场上的中国科学家

    1937年，神州大地已处于烽烟之中，在国事蜩螗之际，女科学家们也同无数仁人志士一样担负起时代给予的重任，她们挥洒着科技工作者的青春，在抗战后方开辟新的“战场”。

    战火中的女科学家，有将妇婴生命视为己命的妇产科医师杨崇瑞，有为苦难的中国人解决温饱问题而倒在实验室的农学家沈骊英，有中国第一位南丁格尔奖章获得者王琇瑛，更有巾帼不让须眉的核物理学家何泽慧，将“理工救国”与“航空救国”融合并一生乐此不疲的固体力学家李敏华……这些女科学家们在战火中，虽无法亲临战场，但都用各自的专长救国于危难。

    守卫新生命的人

    杨崇瑞生于19世纪90年代的晚清民国。她目睹过新生命的诞生与凋零，这就使她下定决心终身守卫新生命，为他们的平安诞生和健康成长护航。

    1930年5月北平市公安局保婴事务所成立。为解决缺乳贫民订不起牛奶，无法科学喂养婴儿的困境，事务所配置豆乳出售，定价低廉，每磅5分，每月一元五角。这种豆乳配方就是杨崇瑞带领的团队所研制的。1930年代她还开办接生员训练班，专门培训旧社会的接生婆，使这一古老的职业被拥有全新的科学卫生知识的妇婴医师所取代。

    1937年初，杨崇瑞受聘为国际联盟妇婴卫生组专家，奉派考察欧亚各国妇婴卫生状况及助产教育。在她考察期间的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了，听到这个消息，她万分焦灼，急奔回国直抵武汉，在那里参加了红十字会医疗队，并立即成立了国立第一助产学校分校，由江兆菊任校长，左齐任教务主任，该分校后迁到重庆歌乐山，继续为这一地区的人民服务。

    1938年抗日战争转入持久战，6月9日杨崇瑞辗转经北碚至重庆，她在贵阳、重庆、成都、兰州等地引导和组织开办妇幼卫生机构，并兼任贵阳医学院教授。1941年杨崇瑞在美国妇产科进修，珍珠港事件发生后，次年10月回国，又投入了紧张的筹划成立西北地区妇婴保健所的工作中去，并初次在乡间开办小产院。杨崇瑞将妇婴保健当做自己的事业，在战乱中倾其身心守护新生世界。

    将生命定格在中央农业实验所实验室

    沈骊英1897年生于浙江省乌镇，丈夫是著名的作物遗传育种专家沈宗翰。沈骊英早年入康纳尔大学研究农学两年，立志献身科学，他们的“农学报国”理念是在科研道路上前进的动力。

    回国后，沈骊英到浙江省建设厅农林局农艺组工作。她选集全省稻麦单穗数万个，举行单穗行试验，从成千上万的麦穗中选择交配以找出最能适应祖国大地的小麦品种，奠定了浙江省稻麦育种基础。

    从1933年起，沈骊英就一直在中央农业实验所工作。抗战开始后，她以妊娠之身，带着子女三人和历年试验记录、种子箱，自宁而湘而黔，辗转数千里，抵达四川荣昌县。其间，她坚持田间试验和研究工作，亲手作记录，参加小麦播种和收获，还要照顾幼儿，防空袭、躲警报。1939年，中农所将她培育的能经历暴风雨而不倒的麦子在四川大规模推广，这一品种即为“中农28号”。选育良种需坚毅的努力，十余年的辛苦，她换得了九种最成功的杂交麦种，能广泛适应在淮河流域与长江中下游推广，让贫苦的农民在战乱的年代增加30％的收获；她写下了20余篇有关育种的著作，常为各国学者所引证。

    她的日志中写着这样一段：“……草草地把午饭吃了，刚上楼，忽然从楼上望见三个穿黄色制服的兵士走向吾们的棉花试验田里，我急忙下楼追上去阻止，走进一看，原来是县政府训练班员来实习，我不禁笑我的近视眼骗人……”，一位对科研充满热忱却又有一股“傻劲”的中年妇女形象跃然纸上。

    由于过度辛劳，积劳成疾，1941年10月7日，沈骊英在荣昌宝城寺中央农业实验所的实验室中，因突发性脑中风，倒下来后却再没能站起来，就这样结束了她年仅四十四岁的生命，画面永远定格在她在实验台前工作的样子。

    后来，重庆的妇女界为沈骊英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由李德全主持。她认为沈骊英“不是一般着西装、穿高跟鞋的美国留学博士，而是时常赤脚、戴箬笠在太阳熏蒸下、风雨吹打中朴朴实实脚踏实地的战士”； 现代中国农业科学的先驱钱天鹤誉之“为农业界不可多得之科学家，其地位之高，在今日甚少有人可与之并驾齐驱。”沈骊英为战时的国人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战士”之名实至名归。

    从协和护校走向华西坝

    王琇瑛，我国第一位南丁格尔奖章获得者，一名从协和护校走出来的护理专家。她曾在《护士季报》上写道：“国家不可一日无兵，也不可一日无护士”，这种想法使她从中学时代起就坚定了学习护理知识，成为一名真诚的爱国主义者，意图以之为抵御日军的战士、无辜遭受炮火的民众精心护理，减少病痛。

    她1931年从协和护校毕业，至1950年一直在协和医学院护士学校任教，培养了一大批的护士。1942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国内持续战乱，协和医院被日军占领，王琇瑛随协和医院部分师生辗转迁往四川成都，在华西大学医学院的协助下，开始筹备复校事宜。

    在华西坝的校园里，王琇瑛一面教授公共卫生护理课程，一面进行公共卫生护理的社会调查。王琇瑛等人深入彝族地区考察，看到彝族人民生活条件落后，她们到小山沟里一同提水，教彝族姑娘洗净脸和手。此时的王琇瑛深感一个国家的公共卫生事业不是光靠宣传就可以解决的，而战乱中的国人无疑过着与彝族人民一样的生活，这就更加坚定了她为事业奋斗的决心。

    不爱红妆爱武装

    何泽慧，核物理学家。生于江苏苏州，籍贯山西灵石，她既有江南女子温婉如荷花般的气质，又有北方灵石一样的坚强意志。加之庭的熏陶教育使得何泽慧成为一位巾帼不让须眉的女子，爱国情怀让她在战乱年代选择了学习机械、弹道学的人生道路。

    1936年她为发展祖国的军工事业赴德国柏林高等工业学校学习弹道学，师从克兰茨教授。作为清华物理系的女生，何泽慧在2001年10月17日的访谈中提到：“叶企孙、周培源不让我学习兵工，我到你们‘老祖宗’的老家去学习”。23岁的何泽慧已坚定了学习弹道学以对抗日军侵略者的决心，她排除万难终于说服了克兰茨教授收她做学生。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何泽慧仍在德国进行弹道学学习，与国内亲人失去联系，国家遭受日寇的践踏，这一切家国苦难都使处于德国的何泽慧更加坚定了“理工救国”的初衷。1937年9月3日，她与姐姐何怡贞的通信中表明了她以弹道学为国效力的心迹。信中说道：“我学的弹道学，也许兵工署就要来电报请我回去服务，不是中国兵发炮发不准，放枪放不准吗？其实只要我一算，一定百发百中！他们不早些请我，不然日本兵早已退还三岛了。”这封通信表明了23岁的何泽慧学习弹道学并用之于国防的自信与豪情。

    1940年她以精确测量子弹飞行速度在德国获得工程博士学位。随后到德国西门子公司实习，并与拉贝成为朋友，在此期间，她是唯一一位见证了拉贝日记记录的日军侵略暴行的中国人。何泽慧虽无法亲临祖国抗战的大洪流中，但仍然以自身所学，以头脑和笔作为利器，助力中国抗战事业。

    第二届航空系唯一毕业生

    航空、机翼、固体力学、塑性力学，这些看起来都是与女性相隔甚远的名词，在中国科学院院士李敏华那里却是相得益彰。李敏华，在抗战年代是一个热血青年，自从她在上海务本女中参加了一系列爱国运动便梦想着来到北京，来到清华。

    1935年9月她考入了清华大学化学系，1937年9月转入机械工程学系，1938年又在西南联大工学院航空工程系三年级就读军事工程，并于1940年成为航空系仅有的一名毕业生。李敏华虽数次更改专业，但始终未改她“理工救国”的初心。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待驱逐仇寇复神京，还燕碣”，这首由冯友兰作词、张清常作曲的西南联大“校歌词”坚定了李敏华在科研道路上秉承救国、实用的理念。

    李敏华后来曾阐述她在青年求学阶段的心态：“我们都是很用功的，就是‘中兴业，须人杰’这种感觉。既然没有机会去打仗，那就刻苦念书”，她明白未来新中国的建设和国防的守卫都需要“人杰”。

    （中国科协“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项目办公室对本栏目提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