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是在大西南的重庆、昆明还是大西北的延安，无论是在古寺破庙还是农舍民宅，战时的中国科学家们始终坚持着对科学的信仰，艰苦条件下仍然出现大批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抗战爆发时，谈家桢从美国回国任浙江大学生物学教授。西迁路上，谈家桢始终带着一个木箱，里边装着自己研究瓢虫遗传学积累的文献和实验数据，但凡搬到一地，就打开木箱，把显微镜装起来进行研究。1944年，就在这种简陋的条件下，他发现了遗传学上著名的“镶嵌显性”现象，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中央地质调查所出版的《中国古生物志》是中国创刊最早的专刊。抗战爆发后，地调所研究人员也仍然在恶劣的条件下坚持出刊10余册。翁文灏于1939年言：“《古生物志》明年出版的，将在今年赶着印刷，以便在万难中印好寄出，使世界上知道——万山丛中的西南依然有多少人在作学术工作，并且内容的丰富并不减于往日。”出版于1941年的该刊丙种第7号，发布了卞美年等人发现的云南禄丰恐龙化石的文章。

    数学家苏步青在躲避空袭时，还带着文献，在防空洞里坚持研究。在湄潭，他带着几位早期学生熊全治、张素诚、白正国等人，坚持了射影微分几何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从美国回国的物理化学家李方训战时生活十分拮据，但仍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致力于教学、科研和培养研究生的工作。他在一篇论文的后记中写道：“抗战时期，药品缺乏，实验困难，因此必须别开途径，从前人所做实验之数据中寻找新关系，引起理论上的探讨，并指出今后实验之途径。”就这样，他以广博的理论知识为基础，以惊人的毅力使科研工作继续下来，得到了一批有独创性的成果。

    上世纪90年代初，在查阅民国时期化学史料时，中国科学院大学张藜研究员第一次感受到战争对中国科学界的直接影响：40年代初中国化学会的《化学》《化学通讯》杂志都出版了战时专辑，“编辑的话”里清晰地写着因为战时颠沛，杂志无法维持正常定期发行等语；专辑的用纸、印刷都极其粗糙，但还在坚持出版。“我真切、直观地感受到抗战对中国科学发展的影响，感受到那一代科学家的不屈不挠”。（科技日报北京9月5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