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瞻后望

    开栏的话

    对于一些重要事项的决策或决断，往往有诸多考量，甚或思想交锋；而其成败得失、效用影响，亦常令后人深长思之，叹之鉴之。今起本版新辟“前瞻后望”一栏，敬请读者朋友垂注。

    人类在20世纪经历了两次惨烈无比的世界大战。这两场战争于道德意义上讲或许是一种倒退，但的确也促进了代表20世纪特征的大科学的发展。按照英国科学史家帕特丽西雅·法拉的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有毒气体和爆炸物的化学家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则是雷达、计算机和炸弹的物理学家战争。特别是“曼哈顿计划”主导下原子弹的出现，在终结二战的同时，亦将科学推进到了一个令人激动而又恐怖的时代。

    这与20世纪30年代原子物理学研究取得的新进展和剑拔弩张的欧洲战事密切相关。当时，对不稳定元素的探索很快就引导科学家揭示出原子核裂变及链式反应原理——放射化学的创始人、德国物理学家奥托·哈恩在1938年发现，某些重元素（例如铀）的原子核能够发生裂变。随即奥地利物理学家丽丝·迈特纳给出了理论解释，并通过计算指出，核裂变应放出大量的能量。

    这一结论在科学界引发了剧烈的反响。1939年4月，德国化学家保罗·哈特克致信纳粹德国作战部，称核裂变将“多半有可能产生一种爆炸物，比传统炸药的威力高若干数量级……第一个利用它的国家将具有其他国家无法超越的优势。”这一年的夏天，德国专门成立了研究核裂变军事用途的研究所。同年9月1日，德国侵略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远在大洋彼岸，逃出纳粹魔掌后来到美国的两位匈牙利裔物理学家利奥·西拉德和尤金·维格纳（196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更鲜明地预见到了核裂变在政治和军事上的意义，而且十分担心纳粹德国会抢先创制出那种威力巨大的新型炸弹。当时有秘报说，德国已禁止被其占领的捷克出口铀矿石，并可能会从比利时殖民地刚果将铀买断。西拉德想到他的老朋友爱因斯坦跟比利时王后熟识，可以通过后者向比方发出警示，便与维格纳于1939年7月16日驱车去往纽约附近的长岛，拜访了这位正在此地避暑的大人物。

    爱因斯坦听西拉德解释完由核裂变释放出的中子，如何能够使铀石墨堆发生爆炸性的链式反应后，插话说：“我从未想到这一点！”接着他建议不如给他认识的一位比利时政府部长写信。这时维格纳提出异议：他们三人都是外来“难民”，不跟美国政府打招呼就给一个外国政府写信谈论秘密的安全事务，恐怕不妥。商量的结果，是以爱因斯坦的名义给比利时大使写一封信，再给美国国务院写一封附信。

    几天后，西拉德由人牵线，拿着爱因斯坦的信见到了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朋友和顾问、经济学家亚历山大·萨克斯。对方掂出了此事的分量，提出应直接将信送呈白宫，并表示愿意亲自递交。于是，西拉德由另一位匈牙利裔物理学家爱德华·特勒（后来成为美国“氢弹之父”）陪伴，再次前往长岛，与爱因斯坦商议修改信件，直陈利用原子核的链式反应制造新型炸弹的可能性，并建议政府方面迅速采取行动。

    然而，萨克斯迟至10月11日才有机会走进总统办公室。好在他很懂得谈话技巧，扯扯闲话就把他想表达的意思道了出来：年轻的美国发明家罗伯特·富尔顿曾向拿破仑游说，要为他建造一种以蒸汽机驱动而不必用帆的新型轮船，这样他的舰队就可以在任何气候条件下登陆英国。可法国皇帝觉得这纯属无稽之谈，把它撂到了一边。要不然，19世纪的历史进程恐怕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罗斯福听完这个故事，若有所思。萨克斯顺势将他在总结爱因斯坦信件、西拉德备忘录部分内容基础上专门撰写的一份800字概要，大声读了一遍。总统问：“亚历克斯，你是希望纳粹不会把我们炸掉？”萨克斯答道：“正是如此。”罗斯福即刻招来私人助理，说：“我们需要行动。”

    当天晚上，一个由国家标准局局长莱曼·布里格斯负责协调的专门委员会成立，还制订了规划。10月21日，铀委员会在华盛顿召开第一次会议，西拉德、维格纳和特勒（三人后来被戏称为“匈牙利阴谋集团”）应邀出席。会议开始，西拉德指出，为了形成一次链式反应，需要拨款去进行实验，还要获得铀和石墨的供给。可是，出席会议的陆军和海军代表却表现出相当的冷淡，言语中甚至还带着轻蔑和讥讽。

    起初项目进展很慢，维格纳抱怨说政府工作“就像是在糖浆里游泳一样”。1941年12月6日，美国政府下定决心，正式大量拨款研制原子弹，启动了超级保密的“曼哈顿计划”——这是世界上通过立法实施的第一个大科学项目，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科学研究项目，逾千科技精英陆续参与进来。第二天，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太平洋舰队损失惨重，也终于将美国拖入战争。4天后，德国对美国宣战。

    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什么任务比全面研制原子弹更重要了。科学、政治、工业和军事利益由此完全交织在一起，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成为“制度化战时科技”的第一个成功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