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纪事

    1940年，宋淇毕业于燕京大学西语系。1949年移居香港，任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主任，与吴兴华、夏志清、张爱玲、钱钟书等人有深交。宋淇笔名很多，但以林以亮最为人们熟知。

    吴兴华生于1921年，早慧，多才。中学毕业，十五岁的吴兴华即在上海《新诗月刊》发表长诗《森林的沉默》。16岁考入燕京大学西语系，精通英语，又不同程度掌握了法、意、德等外语。

    吴兴华特别重视友情。他最要好的朋友是宋淇、张芝联、孙道临。他们相识于燕京大学，因志趣相投而成为知音、密友。

    吴兴华和宋淇的友谊纯洁无暇，非同寻常。在吴兴华心目中，宋淇是他信赖的兄长，头号知音。对吴兴华，宋淇也极为赏识、关心。在吴兴华一家经济困顿时，宋淇给予了雪中送炭的援助。

    宋淇赴港后，以“林以亮”为笔名亮相文坛。在《林以亮诗话》中他说，吴兴华在寄给他一封录有王安石一首诗的信后，两人便断绝了联系。宋淇儿子宋以朗告诉我们，“事实却不是这样”。事实是，之后，吴兴华又给宋淇写了12封信。

    《林以亮诗话》中提及的吴兴华给宋淇的信内容如下：“你知不知道王荆公的这一段诗？我觉得整个旧诗领域内很难找到如此悲哀的句子，比豪斯曼引弥尔顿的那句有过之无不及。诗是这样的：愿为武陵轻薄儿，生当开元天宝时，斗鸡走狗过一生，天地兴亡两不知。你是解人，一定明白我喜爱这段诗的心理。”

    既然此后吴兴华仍有书信寄给宋淇，后者为何说这封信就是吴兴华给自己的最后一封信呢？对此，宋以朗做了如下推测：

    “我觉得父亲（宋淇）只是在编剧。你看一部电影，总希望最后一场戏会有些弦外之音，这样才可以不断回味。实际上，吴兴华写给我父亲的最后一封信是写自己新婚，但你这样照实说，读者不会觉得有意思，所以我猜父亲便故意借王安石的诗来营造意境气氛，让吴兴华的所谓最后一封信可以融入时代的大背景，使读者‘荡气回肠’一下。”

    推测不无道理，但毕竟是推测。

    如果说宋淇这一次的“编剧”无伤大雅的话，那么另外两次的“编剧”似乎有些不厚道了。

    吴兴华去世后，宋淇曾在给钱钟书的信中录了吴兴华的一首诗：

    哀乐相寻剧可怜，故都乔木又风烟。

    铜仙去国三千岁，锦瑟留人五十弦。

    北里笙歌犹昨日，西台披发忆当年。

    蓬莱弱水今清浅，输与麻姑一怆然。

    钱钟书以为这是宋淇作品，在回信中大加赞赏：

    “与兄交近四十年，不知兄作旧诗如此工妙，自愧有眼无珠，不识才人多能，亦克善藏若虚，真人不露相，故使弟不盲于心而盲于目耳。尊作对仗声律无不圆妥，而蕴藉风流，与古为新，盖作手而兼行家矣。欣喜赞叹，望多为之。”

    宋以朗说，他父亲宋淇在信中明明说这是亡友吴兴华作品，是钱钟书误把吴郎当宋郎了。我想，如果真是钱钟书粗心大意弄错了作者，宋淇也该回函澄清吧。而他却将错就错，默认钱钟书的“误会”并将其“欣喜赞叹”照单全收，这妥当吗？

    就算这一次是因了钱钟书的疏忽。那么另一次，他把吴兴华五首十四行诗完全当做自己的作品收入《林以亮诗话》，责任就全在他自己了。夏志清在为《林以亮诗话》作序时，称这五首十四行为“传世之作”。可见这几首诗代表了吴兴华创作的最高水准。后来宋淇在《诗的创作与道路》中，重申这五首“传世之作”是他“林以亮”所作，言之凿凿，不容置辩。而他儿子宋以朗在《宋淇传奇》一书中指出：“这也不是事实”。宋以朗说：“这组诗原题作《自我教育》，其实是吴兴华在1943年写的，他当时告诉父亲：‘我相信诗中非常准确地呈现出来的东西是散文里没法说的，它们是代表着我诗歌进展中最可纪念的一个阶段。我有一个预感，这回我真走上正路了，以后即使改变，也只是修改，而绝不可能是舍弃现在的途径。’”

    从这段话可知，这五首十四行正是吴兴华心爱之作。而好友去世后，宋淇竟将这几首诗据为己有，无异于夺人所爱了。

    宋以朗澄清了事实，但他也为父亲的不光彩行为作了辩护：“我明白我父亲不是想把吴兴华的诗据为己有，而是他心底根本没将‘林以亮’当成自己一个人。我父亲有数十个笔名，‘林以亮’只是一个角色，但这角色有某种特殊的意义，它既代表了作为‘天生诗人’的孙道临，也象征了吴兴华和他自己，即是说，‘林以亮’是三位一体的位格，是他和他的朋友的共同暗号。另外，也许他在1955年写《诗的创作与道路》时，觉得应该以第一人称角度去描述才能加强那五首诗的重要性，所以便没有提及原作者的身份。反正都是‘编剧’技巧而已，就像吴兴华那封引用王安石诗的所谓最后一封信。”

    这番辩护虽用心良苦却没有丝毫说服力。我们知道，宋淇就是林以亮，林以亮就是宋淇。那么，宋淇把吴兴华的诗署上“林以亮”大名发表，就是不折不扣的剽窃。因为宋淇从来没有在公开的场合承认，这个笔名如宋以朗所说“既代表了作为‘天生诗人’的孙道临，也象征了吴兴华和他自己”。

    吴兴华视宋淇即林以亮为头号知音，终生密友，他曾在信中对宋淇说：“亲爱的朋友，我常想在我一生不多的幸运事件中，我之认识你可以算是最大的。你所有意无意给我的帮助，已不是我一辈子所能还得清。而我现在还正年轻，将来事不敢想，只有希望能永远保持着你纯洁伟大的人格，将来说不定还有别的强似我的人需要你的指导与援引。”

    倘若吴兴华知道，他去世后，宋淇竟会将他心爱之作据为己有，从钱钟书那里沽来“蕴藉风流，与古为新”之名，从夏志清那里钓来“传世之作”之誉，他对这位有着“纯洁伟大的人格”的朋友还会这么敬仰这么信赖吗？

    从宋淇和吴兴华的往来书信中可看出，两人情同手足，关系非同寻常。可宋淇生前竟从未在儿子宋以朗面前谈及这位友人。直到宋淇去世后，宋以朗才从朋友那里获悉父亲还有这样一位密友。后来因整理张爱玲信件，宋以朗偶然找到62封吴兴华给宋淇的信。宋淇将吴兴华代表作据为己有这件事这才浮出水面。宋淇曾在儿子面前谈到他青年时代的好友孙道临、钱钟书等，独独不谈最要好的吴兴华，这恐怕不是偶然。

    宋以朗说，这不过是他父亲“编剧的艺术”。我想，虽说人生如戏，但人生到底不是戏。那么，把“瞒天过海”“偷梁换柱”的“编剧”技巧移植到生活中来，恐怕既伤害了友人，也影响了自己的声誉。如果说，宋淇的诗名曾获钱钟书激赏，也得夏志清盛赞，那不过是因为他夺友所爱，“借”诗蹿红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