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操秀英

    “您觉得基础研究的投入产出应该怎么看？”没有寒暄和客套，记者们直截了当给杨卫主任抛去这个问题。

    因为国家科技计划的调整、科学基金经费使用改革等原因，身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主任的杨卫近来很高兴与媒体交流，阐述他对于基础研究、人才培养与基金管理的理解和设想。

    最近的这次采访以上面那个问题开头。这可能是关注中国科技发展的人们共同关注的议题。大众、科技记者圈，甚至是科研人员自己私底下也会经常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

    他没有直接给出答案，而是首先介绍了过去几年我国基础研究发展的“三个同步”，即我国基础研究成果的数量与质量提升同步、研究型大学与中科院的发展同步、国内研究与国际融合同步。

    以“第三个同步”为例，他介绍了一张全球合作网图，在这张图里，与2009年相比，2013年的全球合作得到进一步加强,从国际合作的主要国家的外围向中心移动，中国的中心度由0.6上升为0.757。

    这足以证明我国基础研究的长足进展。在这个过程中，科学基金无疑功不可没。近几年的一些重大成果，如量子反常霍尔效应、连续多年蝉联超算冠军的“天河一号”等，最初的基础研究都由科学基金资助完成。

    “确实如你所说，国家财政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在逐年增加。比方说，科学基金今年的财政拨款预算比去年增加14.5%。”杨卫说。有数据显示，2006年我国基础研究投入155.76亿元，2013年达到555亿元，年均增长约20%。

    但他坦言：“花这么多钱，都出了什么效果成果？基础研究的产出该如何计算和评价？说实话，这也是我们需要向国家和人民说明的。”杨卫多次提过，科学基金的经费越多，基金委的压力就越大，因为要用好纳税人的每一元钱，必须给纳税人有个交代。

    “困难在于，基础研究是很难评估的。”杨卫分析，不同于技术类项目有确定的指标，基础研究往往周期长、难度大，高风险、高回报。以希格斯粒子为例，这一设想提出十多年都没什么反响，近年来有实验开始验证它的存在才使得这一研究成为国际前沿热点，而这距离最初的研究已有50多年。

    “所以你很难以5年、10年为期来考量一项基础研究。”杨卫说。

    但有困难并不意味着放弃对基础研究绩效的评估。2011年，在基金委成立25周年之际，我国完成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综合性科技绩效评估——科学基金资助与管理绩效国际评估。这次评估由基金委和财政部联合委托第三方独立完成。

    去年，在此基础上，基金委委托科技部下属的科学评价中心开展面上项目的绩效评价工作。“评估结果已经报给财政部，总体还是令人满意的。”杨卫透露。

    此次评估根据基础研究项目的特点和规律，以优化管理为导向，围绕面上项目决策、管理和绩效进行全过程的目标设定、监测和评价。通过绩效数据分析、依托单位调研、申请者满意度调查、项目抽样检查以及专家评价等工作，最终形成面上项目绩效报告和绩效评价报告。这一工作将为建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综合绩效评价体系奠定基础。

    “今后我们计划某些项目类型每年都要进行评估，一些项目类型几年评估一次，争取构建科学基金综合绩效评价体系。”杨卫说。

    科学基金近来的系列改革措施，也是为了提高资助绩效。最近发布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资金管理办法》最引人关注的是，依托单位从只拿5%管理费，变为水、电、暖、绩效等可依规列支间接费用；劳务费从15%变为上不封顶，会议费、差旅费、国际合作与交流费等三项支出在不超预算总额的前提下可调剂使用。

    有不少人担心，这一旨在给科研人员更多自主权的措施，是否也会给部分人谋私利带来便利。对此，杨卫表示，办法中出台了一系列对项目资金使用的监督管理的举措，包括要求建立符合自然科学基金特点的绩效管理、评价机制和项目资金管理承诺、信用和公开机制等。

    “最近，我们对北京、天津部分单位的科学基金项目进行审计，发现经费使用不合规情况确实有增加趋势。”杨卫说，除了有些规定不合理的因素外，有些科研人员不懂规范也是重要原因。

    “我们将开展系列培训工作，在经费使用方面，教育和培训应走在前面。”杨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