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看台

    近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召开发布会，对外通报了近3年由该院审理的医疗纠纷案件情况。通报显示，2012年至2014年，该院分别审理医疗纠纷案件53件、52件和60件，均为二审民事案件，案件数量有增长之势。

    目前，随着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患者维权意识的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对医疗服务质量的期望值越来越高，加之医疗行业的高技术性和高风险性，使得医疗纠纷案件逐年增长，甚至屡屡出现医患过激行为，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和难点问题。

    医院服务有待提高

    患者维权还需理性

    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如果把医疗纠纷看成一场“战争”的话，挑起“战争”的从来不会是固定的一方，追究起责任则是要医患各打五十大板。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白松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说，一方面医疗机构管理水平及医疗服务质量确实存在瑕疵。例如，部分医疗机构没有严格按照规范书写病历，存在漏记、补记、未按规定修改病历、拒绝向患者提供病历资料等问题；部分医务人员没有有针对性地就个案病例告知具体的医疗风险，在手术过程中变更手术方案也没有再告知患者及家属；某些医务人员态度恶劣。

    另一方面，部分患者及家属对于医疗行为的风险性、局限性也缺乏正确的认识。由于医患双方沟通不足，部分患者及家属不了解医疗行为的复杂性，导致医患双方对医疗手段及其后果认识不一致。还有部分患方法律意识较弱，发生医疗纠纷后，拒绝尸体解剖和医学鉴定，导致矛盾激化。

    纠纷易致“防御医疗”

    延误患者治疗时机

    由于患者行为过激，伤害医护人员的事件屡屡见诸报端，看似在这场“战争”里医生日渐势弱，然而日益频发的医疗纠纷严重挫伤了医务人员的积极性，甚至导致医生“防御性医疗”，这对患者极为不利。

    “医生在治疗矛盾突出等情况时（如老人或重危患者）会有一定的防范心理，导致防御医疗的出现。”某医院主任在接受采访时如是说。《医学界》杂志的一项调查显示，85.8%的医生表示，因担忧发生医患纠纷，他们在行医过程中为避免医疗风险和医疗诉讼，进行过防御性医疗。

    防御性医疗也称自卫性医疗或防卫性医疗，是医师出于自我保护的行为。防御性医疗可分为积极防御医疗和消极防御医疗，前者是指医生为患者进行撒网式检查、术前告知夸大手术风险，带有推脱责任性质的转诊及会诊等。后者是指回避收治重症高危患者及回避开展高风险的手术。

    学界普遍认为，防御性医疗不仅会提高患者的就医成本、浪费医疗资源，而且对于某些重危病人来说可能会丧失积极治疗的时机和机会，同时也导致医生执业水平的下降，延缓和阻碍了医学的探索和发展，使原本紧张的医患关系雪上加霜。

    第三方调解非万能

    医疗改革还需推进

    出现了医疗纠纷，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患者更倾向于让医患之外的第三方机构进行调解，平息 “战火”。目前,我国也有不少地区展开了第三方调解试点。

    山西省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主任韩学军说：“我们的工作任务是给患方提供一个医学专家团和法律专家团，给医院提供一个医疗纠纷调处专家援助，在医患双方之间架起一个平等沟通的平台。”第三方调解虽然有合法性、便捷性、灵活性和可协商性等优势，但也同时面临一些困难，韩学军表示，中国的第三方调解机构在维持专业水准的前提下，如何保持中立性，如何有效维持机构自身的运转，均是必须解决的难题。

    此外，一些专家也指出，“第三方调解”并非万能，因此，构建全方位的医疗纠纷解决机制至关重要。政府应该通过立法形式保障各种调解机制都获得发展，例如应完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制度，加大对于调解机构的财政支持等。更重要的是只有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进一步推进，医疗纠纷的解决机制才能获得最根本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