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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周 琳  于文静  姜 刚

    20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三审稿，为剧毒、高毒农药的使用加了一道“紧箍咒”：不得用于蔬菜、瓜果、茶叶和中草药材。

    “这是食安法实施6年以来，首次明确提出在蔬菜、瓜果等的生产中禁止使用剧毒农药。”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首席专家吴永宁说，其实，在蔬菜、瓜果等农产品中禁用剧毒、高毒农药，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农业部门的规章。“过去是在有关部门和国务院的相关条例中出现，这次上升到了全国人大立法层面，体现了我国对剧毒、高毒农药严厉监管的决心。”

    蔬果农药残留对人体健康造成的危害，一直是公众的巨大担忧。此次法律修订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将产生哪些影响？

    一问：是否会全面禁止生产剧毒农药？

    对于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三审稿，很多网民发出疑问：既然是剧毒农药，为何不全面禁止生产？

    农业部农药检定所所长隋鹏飞对过去11年中农业部门处理的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进行梳理后发现，有六成发生在种植业，其中又有近七成是因农药使用不当而引发。

    剧毒农药对于人体和环境的杀伤力是巨大的。以2008年禁用的剧毒农药甲胺磷为例，它曾是一种广谱高效杀虫剂。但实验证明，几十毫克甲胺磷就会导致大鼠胚胎毒性，中枢神经系统发育异常。因此，有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建议，应全面淘汰剧毒农药并规定时间表。

    不过，农业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全面淘汰剧毒、高毒农药尚不可行。因为地下害虫、线虫、仓储害虫等病虫的防治，目前还主要依赖高毒农药。新农药的开发周期长，短期内难以找到理想的替代品种，全面禁用剧毒、高毒农药，不利于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

    “在发生蝗灾等严重病虫害或疟疾等重大疫情时，一些农药品种犹如‘杀手锏’，可以用于迅速控制灾情、疫情，因此难以全面淘汰，只能逐步禁止。”吴永宁说。

    “10年前，高毒农药在农药中占比近30％，现在还不到1.7％。”隋鹏飞说，目前，个别高毒农药还无法被替代，如用于粮食仓储等的药品以及处理急发、爆发问题的药品等。“这类农药如果规范使用还是安全可控的。”他说。

    二问：能否拦住剧毒农药流入农田？

    通过立法能否管住多年来剧毒农药不断流入农田的难题？事实上，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从农业部到全国各个农业大省的监管部门，一直都在对剧毒、高毒农药下各种“禁令”。例如，《山东省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规定》中就提出，将实行剧毒、高毒农药实名购买等制度，容器、包装物也要回收与集中销毁等。

    但时至今日，记者发现，剧毒、高毒农药违规用于果蔬并未禁绝：2015年，有消费者在食用了产自海南的西瓜后出现呕吐、头晕等症状，执法人员抽检发现9批次含有国家明令禁止销售和使用的高毒农药“涕灭威”；2013年，有媒体曝光，山东潍坊市峡山区有农户使用剧毒农药“神农丹”进行大姜种植；2013年，有环保组织在北京等城市的中药材上检出高毒剧毒农药……

    记者在一些农药店看到，店家在销售时，对于一些明令禁止或限制使用在果蔬上的农药，通常不会对农户进行解释与提醒。而一些地方推出的农药购买“实名制”，在实际中也难以落实。

    皖北一粮食主产县农委农业行政执法大队负责人表示：“由于农药店点多面广且消费群体庞大，监管起来很困难。”

    对于农民而言，决定他们选择购买哪种农药的是两个现实因素：哪个更有效，哪个更便宜。然而，便宜、高效往往就意味着高毒。

    “现在病虫害很多，没有农药哪能行？”安徽省五河县小圩镇的农民马兴告诉记者，他拥有20多亩田，一年买农药花2000元，仅一季粮食作物除虫就要打四五遍药。“没人教，一种农药打了没效果赶紧换另一种，有时也会用高毒的。比如，小麦生了食心虫，用低毒农药打不死，我就托人买了20多瓶高毒农药，打了果然效果好。”

    专家认为，如果法律通过审议，未来的关键还是如何落实。马兴说，这么多年高毒农药之所以没有禁止生产，一是农民种植有需求，相关部门和企业没有开发出可替代的低毒农药；二是政府部门没有服务、监管到位，农民都是靠个人摸索，随意使用。

    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李季介绍，在不少国家，打农药需要特别的许可，而且农药包装上的使用范围和使用浓度，有很强的法律效力。他建议，未来特别需要加强对田间地头的有效监管。

    三问：如何监管农药残留超标？

    买了蔬菜先用盐水泡半小时，有“虫点”的蔬菜才是好蔬菜……在不少消费者看来，农药的残留问题已经成为舌尖上的头等大事。家住上海的李女士告诉记者，尤其是易受病虫害侵袭的叶类蔬菜，如何解决农残超标的问题，是很多消费者最关心的事。

    吴永宁说，解决农残超标还得从源头抓起，真正落实高毒农药购买实名化、全流程追溯。同时，在全面淘汰剧毒、高毒农药尚不可行的现实情况下，国家对低残留农药的鼓励和支持不可或缺。

    此外，专家表示，对于我国农药残留标准的设定要进一步完善。虽然我国《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中规定的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达3650项，

    但与国际相比还存在差距。农业部负责人曾介绍，目前美国农残标准有1.1万个，日本肯定列表则有5万多个。

    吴永宁说，我国农药残留标准与国际相比主要差距在于，一是标准设定方式不同，例如不少可用于蔬菜的农药，我国只规定在叶菜、瓜菜类别中的用量，而欧盟和美国是一个蔬菜一个限量值；二是我国确实有一些农药的标准尚未制定，而现在还正在搜集大量的数据，进行暴露量分析。“应积极与国际接轨，检验检疫、农业和食药等部门需要扩大标准的覆盖面和数据库。”吴永宁说。

    同时，隋鹏飞也表示，有农药残留不代表农残超标。事实上，在停止使用农药一段时间后，农药残留是可以降解到安全标准范围内的。

    四问：如何引导农户不滥用农药？

    多位专家指出，中国作为农药生产、使用的第一大国，单位耕种面积化学农药用量是世界平均用量的2.5倍以上。

    近10多年来，农药的滥用严重污染环境，破坏了农田的生态平衡，并导致害虫的抗药性不断增强，对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产生制约。农业病虫害日益严重，农药用量越用越大，而防治效果越来越差，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如何引导农户不滥用农药？李季建议，对于农药的限量使用需要疏堵结合。一方面，要限制高毒农药的使用范围；另一方面，要出台补贴政策，鼓励使用生物农药、低毒低残留农药。例如，在欧洲做生态农场，监管部门会认定其是否为环境友好型，如果是就会给予补贴。

    此外，监管体制也亟待理顺。有专家介绍，在美国，农药登记、残留标准的制定以及风险评估，主要由环保部门负责；管理和检测主要是农业部门；执法的是食品药品部门。几个部门之间形成相互制约的关系，有利于产生良好的监管效果。

    专家提出，这个问题非常复杂，如果是由一个部门从立规与执行一管到底，既对信息公开和监管造成障碍，同时也难以真正评估管理的有效性。

    （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