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大学智能传动控制技术研究中心主任薛荣生感慨，30年的研究，这会儿到了“开花结果”的时候。

    2015年3月，薛荣生教授和其团队研发的“凸轮自适应自动变速轮毂”国际专利技术,以“技术使用入门费1200万元加每台车销售提成10元”的价格,转让给雅迪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五年之前，这一技术的国内专利使用权，以同样的价格，卖给了上海立马车业集团，并已实现产业化生产。

    和企业共同摸索，让AAT（智慧平衡自适应自动变速技术）走向工业化生产、走向国际。团队有自己的野心：“我们用产品‘亮剑’，提升自主品牌在电动车领域的竞争力。”

    搞工科的价值怎么体现

    工科学者的价值用产品来说话

    怎么“亮剑”？薛荣生团队的赶超路径，是从车辆变速器切入。AAT，也就是智慧平衡自适应自动变速技术，是他们的“杀手锏”。

    已经买下该团队自适应自动变速器专利国内使用权的上海立马车业集团，是这么给自己电动车打广告的：你的摩托车拉得过立马电动车吗？有网民评价“嚣张”。

    听起来或许夸张，但嚣张还是有底气。对普通电动摩托车来说，上坡就是个不小的考验，往往会“没力”。要上坡，电动摩托车就得变速增大马力；一旦增大马力，电池的负荷就要加大，增加能耗，还容易损坏电池、控制器和线缆。

    而薛荣生团队为电动车的爬坡提出了解决方案，这就是AAT。薛荣生形容说，它给了电动车“灵魂”和“大脑”。“AAT取代了传统的液压系统、离合器系统、手动操纵机构和换挡等器件。”系统可以根据独有的多轴框架平行自适应传动传感自动变速机构，自动感知不同路况，识别出行驶阻力、上坡、下坡等路况信息。

    电动车爬坡时，系统能在极短时间内做出判断，改变动力输出扭矩，将电机的速度降慢3倍、把牵引力放大3倍甚至3倍以上，让电机始终保持高效运作；当路面情况发生改变，它也能根据行驶阻力的变化，将信息“告诉”中央控制器，让电动摩托车在极短时间内完成自动换挡变速。与普通电动摩托车相比，智能自适应变速电动摩托车可节能近30%，成本只有国外同类产品三分之一。

    早在1988年，薛荣生的自适应无级变速系统就获得了国家专利。1991年，西南大学前身之一的西南师范大学为薛荣生团队提供了专门的研究平台，让他潜心研究智能传动技术。“这个东西，我们团队研究了二十多年，我这一辈子，就做了这么一件事情。”

    “搞工科的学者，价值用产品来体现。专利是一种构思，文章是一种说法。但是，文章和专利里的理念经不经得起考验，还得到工厂里去论证。” 薛荣生强调实际成果。曾有一次他接受重庆本地媒体采访时表示，一项成果从研发到完全投入生产，需要科研人员投入20%的精力搞研究，80%的精力搞转化。

    高校和企业如何愉快地“玩耍”

    找到利益共同点，在各自擅长的环节发力

    这是一条漫长的研发和转化道路。

    然而薛荣生清楚地知道自己研究的意义：要实现中国电动汽车业的“弯道超车”。

    尽管目前的AAT技术均用于电动两轮摩托车，但从实验台的表现来看，搭载AAT汽车的性能好、成本低，同样领先国外。诸多企业看好薛荣生团队这一技术的应用前景，在AAT走出实验室的路上，也是“连推带拉”——做部件、做箱体，让实验室样机能尽快“成熟”。鼓舞企业的，除了应用前景，还有民族自尊心——“一些重庆工厂帮我们做技术，根本不跟我们谈条件，他们就是想让国内汽车自动变速器早日翻身。”

    西南大学科研处处长肖亚成告诉科技日报记者，企业对这一科研项目的支持力度甚至超过了国家财政投入。现在的成果，凝结的是科研团队和该领域大大小小企业“兄弟”的共同努力：高校研究怎么改进核心技术，工厂琢磨怎么实现批量高质量生产，在各自擅长的环节发力。

    2010年，上海立马买下轻型电动车自适应自动变速器专利的国内使用权。在产业化过程中，立马车业集团和研究团队常常就顶层方案进行探讨；企业直接面对市场，让薛荣生的研究更加“有的放矢”；他们用大量时间来验证技术的先进性和工艺的可靠性，还有用户体验的舒适度和产品的稳定性，为产品顺利走出实验室进入市场奠定基础。

    尽管转让协议才签订不久，雅迪公司和薛荣生团队的沟通也早在多年前就已经开始。双方对彼此“在干什么”“做到哪一步”都心中有数。雅迪公司AAT项目负责人卓达军表示，企业和高校的持续沟通，才能实现“好技术”和“好设备”的高效匹配，充分发挥技术优势。

    高校和企业的合作，不是“一锤子买卖”。能出成果，用工业化方式找到高效和低成本的生产工艺，薛荣生强调，“这是集体的智慧”。

    怎么才能跟企业“愉快地玩耍”？薛荣生认为，关键在于尊重。尊重工厂、尊重企业和尊重市场。“要实实在在接受别人的改进意见，尊重工程师和技术工人的经验和智慧，尊重消费者的使用需求，这样才能有真正的产业化。”大家不搞虚的，互相挑刺：工厂毫不客气地指出他们哪些工艺不适合进行工业化生产，研发团队和工厂技术团队商量改进，再把零部件拿到主机厂去实验、调整。

    而从肖亚成与企业打交道的经验来看，是懂得“换位思考”。作为学校科研处处长，肖亚成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把自己学校的技术“推销”给合适的接收方。“企业最担心的是风险。我们就把可能的风险摊开在桌面上说，不遮遮掩掩；实实在在地帮他们分析技术市场前景和潜在风险。”肖亚成说，和企业合作，要找到“利益共同点”。

    给科研人员怎样的转化环境

    在一定程度上松绑，专利可替代部分论文

    前前后后，薛荣生团队的AAT技术已经申请了200多项专利，获得的技术转让费用已逾3000万。下一步，团队会将重点放在汽车工业。

    然而，薛荣生知道，二十多年的持续研究，学校相关部门和领导帮团队扛了压力。“如果急功近利的话，恐怕早把我们这个中心砍掉了。”

    肖亚成知道科研和成果转化这事，急不得。指望三五年之内就搞个大突破，不现实，也没尊重科研规律。“技术是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既然认定了一个方向，就要长期坚持下去，我们对待科研，要能等待，也能包容暂时的失败。”肖亚成说，校方会在自己能力范围内，为教师营造一个有利于科研和科技成果转化的环境，这其实也是学校对自己的定位——和国家排名前列的综合性、研究性大学有差距，那就把自己办出特色，为地方社会经济服务。

    科研成果转化已经纳入了西南大学的教师考核体系，在具体措施上，学校也出台了一系列内部管理文件，鼓励教师参与社会服务和科技成果转化。让团队的创新想法能在一种被保护的环境下生长，让团队成员以更为从容的姿态投入技术研发。

    虽然考核机制顺畅了，不纯以论文论英雄，但是肖亚成还是有烦恼：怎么为科研人员打造一条顺畅的职称进阶道路？什么样的职称评定考核指标更加合理？

    最现实的例子摆在面前。薛荣生团队里的科研人员如果要评职称，就会遇上“论文不够”的窘境。他们潜心研究技术转化，这些要应用于商业领域的成果需要保密，没法洋洋洒洒写出论文；但不发论文，这职称能不能拿到，还有没有别的路径？肖亚成说，过去学校评职称，论文和专利成果严格区分，论文数量不够就“免谈”；现在已经做了改进，规定“专利”可以替代部分论文，给搞转化的科研人员在一定程度上松了绑。不过，怎么在论文和专利两者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一篇论文都没有究竟行不行？“我们学校也在这个问题上进行思考。”肖亚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