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期间恰逢“三八”妇女节，有关女性权利与生育的提案也备受关注。有的代表提议让丈夫和妻子一起休产假，有的代表提议高知识人群应该生三胎。这些都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

    生育既是个人和家庭私事，也是社会和国家的公事。在古代，劳动生产率上千年稳定不变，家庭、村落和国家的强大几乎主要靠人多。无论税收还是作战，人丁都是第一位的考虑。所以从古代开始，国家就有制定人口政策的需要。越王勾践打败吴国，主要原因是国家强制生育，以增生人口，到了年龄不结婚要受惩罚。齐国官方甚至给多子家庭派保姆，成为官办幼儿园的雏形。

    和平日久，人类巨大的生育能力释放出来，也会给资源造成强大压力。宋代人口首次过亿，学者马端临就提出少生优生的观点。到了清代，当时不少学者把社会动乱的原因归结于人太多。只不过以封建时代国家的执行力，鼓励生育容易，却几乎没有条件限制生育。

    没有一成不变的人口政策，国家在什么时候制定哪种人口政策，和司机开车一样，要沿着路的走向不断转弯。今天被不少人口株笔伐的计划生育政策，当年推出的环境是何等的无奈。那个时候如果没有强制计生，国家同样面临危机。

    今天的人们展望中国的将来，都把人口下降视为最大问题。由日本人提出的“少子化”概念，在中国已经流行开来。俄罗斯因为人口下降，面临着继续衰退的危险。人大代表和媒体公开讨论鼓励生育，这在1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说明中国人口问题已经到了拐点。

    然而，由于社会逐渐富裕，个人生老病死更多地与公共福利制度挂钩，养儿防老逐渐淡出历史舞台。现在不想生孩子的年轻人越来越多。特别是，不少女性鉴于求学和职业竞争压力，对婚育一推再推，甚至最终放弃成为母亲。

    这里面的关键问题在于，生育既是家庭的事，也是国家的事，但恰恰不是用人单位的事。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用人单位都不直接享受员工生育带来的好处，却要承受员工生育带来的麻烦。这个矛盾只靠员工与雇主去互动，以及社会的呼吁，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我想，最终还是要由国家出面，以财政调节的方式来解决。比如，国家可以给每个新生儿发补助；对于给员工产假福利达到国家标准的企业减免一定的税收，或者放宽用工限制等，换取企业来支持鼓励生育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