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砂锅
近年来,随着人口老龄化和生活方式的改变,我国前列腺癌发病率急剧攀升,已跃居男性恶性肿瘤的第6位。请关注——前列腺癌发病率为何急剧攀升?
前列腺癌是全球第二大男性恶性肿瘤,过去在我国发生率较低,但随着人口老龄化和生活方式的提高,我国前列腺癌的发病率急剧上升,已经跃居男性恶性肿瘤的第6位,成为泌尿外科中发病率最高的肿瘤。
目前,我国在前列腺癌防治上还存在很多问题。全国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全国肿瘤登记中心主任陈万清指出,我国前列腺癌生存率低是因为:1.肿瘤晚期病例较多;2.目前诊治还不够规范。
近日,中国前列腺癌数据库(C-CAP)正式启用,这是我国首个基于中国前列腺癌患者的临床诊断、治疗和随访记录等的数据平台,平台的建设将对临床实践提供指导和依据。
国内前列腺癌发病率骤增
抽样调查显示,20年间,我国前列腺癌发病率增长了10余倍。上海、北京和广州的发病率分别为32.2/10万人、19.3/10万人、17.57/10万人。
“在上海,前列腺癌的发病率6年间上升了37%,”中国抗癌协会泌尿男性生殖系肿瘤专业委员会候任主任委员、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副院长叶定伟说,2013年一年他碰到新诊断的例子就有850例。“前列腺癌不仅给患者家庭,也给国民经济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有临床数据和研究显示,我国前列腺癌发病情况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发病率快;二是地域分布不均,地区差别大,台湾标化发病率为28/10万人,而中国大陆农村为2.1/10万人;三是与其他肿瘤相比,发病人群多为老年人;四是人口老龄化,经济负担重;五是在流行病学上死亡率高,中国大陆的前列腺癌死亡率在10年内上升了50%。”叶定伟说,尤其是我国正步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越来越多。
国内临床研究不足
据最新的人群生存率数据显示,我国前列腺癌的5年生存率只有53%,而美国是100%。中国抗癌协会泌尿男性生殖系肿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鸣介绍,前列腺癌的防治工作基本遵循“筛—诊—分—治”的步骤进行。
从上世纪80年代,美国等发达国家将肿瘤标记物——前列腺特异性抗原(PSA)应用到早期筛查过程,凡50岁以上的男性都会要求做PSA检查。一经怀疑,则通过经直肠穿刺活检等进一步跟踪确认。确认后,再将根据恶性程度进行“分级”,做出相应治疗。
“经PSA确诊的前列腺癌90%为早期,早期前列腺癌绝大部分可获得治愈,因此发达国家前列腺癌发病率很高,但前列腺癌病人死亡率却很低。而在我国,大多数病人是因为前列腺局部肿瘤很大,引起排尿梗阻症状,排尿困难或者发生骨转移,导致疼痛才去医院检查。此时,大多数病人已处于晚期,失去了根治性治疗的机会。”李鸣介绍。
“现在,我国在前列腺癌的防治方面还存在一个没有解决的矛盾,即早期筛查和推广问题。临床上也缺少大的临床研究做支撑。”李鸣表示,此外,“前列腺癌也存在过度诊断的问题”。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也是肿瘤大国,我们需要在前列腺癌研究上有所作为,为医疗界减轻肿瘤的负担和预测发展趋势等,为有效的预防对策提供依据。”陈万清坦言。
西方临床数据或不适合国人
中国抗癌协会泌尿男性生殖系肿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姚欣提出,当前国内外在前列腺癌的治疗上存在以下问题:一是病程较长,我们的目标是实现早期的可预见性,将晚期变成“慢性病”;二是治疗手段多,常用的是放化疗对前列腺癌都很有效,最近两年免疫治疗、冷冻治疗效果也不错;三是新的治疗方法和药品不断涌现;四是中国人的前列腺癌诊治在“走西方人的路”,治疗的证据来自西方。
“尽管在治疗方面,中西方很快就能缩小差距,但是西方手段和药物引入中国后存在一个问题:它们都是基于西方的诊断证据。而实际上中西方的人体差异还是很明显的。”姚欣说。
“临床数据对临床实践具有指导作用。国外研究发现,高危患者做手术效果要好于放疗。但现在的临床数据主要来自国外,把他们的治疗方法引入后,首先要在国内进行验证和调整。”卫生部北京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中国前列腺癌诊断与治疗指南编写专家组委员朱刚教授说,“于是,我们就产生了建立一个基于中国人的临床大数据平台——中国前列腺癌数据库的想法。”
目前,在国家卫计委、国家疾病防控中心、国家肿瘤防治办公室、中华医药学会泌尿外科学分会的重视和支持下,通过借鉴美国、日本、韩国的前列腺癌数据库的成功经验,耗时一年的中国前列腺癌数据库已完成搭建并正在开展试运行。当前全国共有32家医院正在通过网络向数据库传输数据,其中首批参与测试的13家医院已经完成部分患者数据的录入。
数据库正式启用后,加入该数据库的医院的相关医生可直接登录数据库网站或手机客户端,简单快捷地创建、随访、查看、分析和导出所在医院的患者数据,追踪并更新其所负责患者的治疗方案。
“该数据库不仅能实现医生和医院对前列腺癌患者诊断数据的智能化管理、提升诊疗效率,还能通过手机用户端,对患者随时提醒,如随访提醒、用药提醒以及教育指导等。”朱刚说,“未来,数据库积累的基于中国人的临床大数据,不仅可以为成员单位提供临床实践指导,还可以便于他们发起全院范围的、全省的甚至全国性的临床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