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把1块钱投入治未病，我可以节约8.6元医疗费用。”在去年12月18日至19日召开的以“中医‘治未病’发展战略”为主题的国家中医药发展会议（珠江会议）上，国医大师王琦教授说：“可是谁给我1块钱呢？现在还是把钱往病上砸。”

    与会专家一致呼吁，应尽快建立“治未病”工作与医疗、基本公共卫生、社区卫生服务之间工作机制，探讨在医疗机构类别中设置独立中医预防保健机构的可行性，加强中医“治未病”理论研究和基础标准研制，协调收费、院校教育、职业技能分类等相关政策，做好顶层设计。

    中医“治未病”是指预先采取措施，防治疾病的发生与发展，形成未病先防、欲病早治、既病防变三级预防体系。《黄帝内经》提出“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自2007年开始启动了中医“治未病”健康工程。

    “如何利用国家医药资源让老百姓看得起病，是我们面临的一大问题。过去我们更多关注的是疾病，有病到医院看医生。”科技部社会发展科技司司长陈传宏表示，当前需通过“治未病”预防保健减少政府和老百姓医疗负担，发挥中医药的重要作用。

    “发现糖耐量异常，就应该开始干预，等到确诊为糖尿病就晚了。”王琦希望通过“治未病”将“关口前移”，打破预防与医疗投入1∶8.6的局面：“从治已病到治未病，从医院到社区、家庭拓展中医学服务功能。如果我们在‘治未病’过程中发生这样的变化，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国家的社会保障将不再是现在的状态，而是会层层下移、中心下移。”

    预防性、预测性、个体化、参与性已经成为当今医学模式。医学的目的已经发生转变，不是疾病的医学，而是健康的医学。“我们将大量资金投入医疗技术手段，还是解决不了人体健康问题，而‘治未病’应该可以做到这种转变。”王琦认为，健康是指人的不同个体在生命过程中与其所处环境的身心和谐状态，及其表现的对自然及社会环境良好的自适应调节能力。“治未病”恰恰可以完成这一使命。

    然而令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政司副司长杨龙会心痛的是：“前几天我在一个会上，听某地方领导把‘治未病’读成‘治末病’，他读一次，我的心就痛一次。”

    虽然“治未病”没有“深入人心”令他心痛，但他并没有回避目前“治未病”存在的问题，“医疗机构推广‘治未病’不仅存在科室功能定位问题，同时‘治未病’项目缺乏收费依据，不创收，政府补偿不到位，‘重形式、轻内涵’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些难题。”

    “治未病”服务缺乏系统、科学的管理机制和路线图指引，技术标准和效果评价方法还未系统建立，高层次人才培养困难，转岗培训制度不健全，专职医师职称晋升、考核问题影响其职业发展等也是与会专家普遍关注的问题。同时，养生保健服务管理主体不明确，但社会认知和舆论导向认为养生保健均属于中医范畴，也是困扰“治未病”自身健康发展的问题。

    来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好消息是，2014年，中央财政给予3400万元转移支付资金，支持东部九省市开展中医“治未病”标准的制定，136项标准制修订项目已经开展相关工作。

    “我们‘治未病’中心与各专科充分沟通协调，吸引了各科室的技术骨干，发挥他们对病前状态的风险与评估的优势，参与干预方案制订，也扩大了专业服务领域。”作为分管全国首家“治未病”中心——广东省中医院“治未病”中心的副院长，杨志敏的体会是，政府引导和政策保障是支撑力，支付、价格、投资鼓励机制不可少，广东省下发的《关于中医“治未病”试点单位试行医疗服务收费的通知》，助推了中心工作。同时，院内必须在充分体现医务人员劳动价值的前提下，将多部门协作支持、专科协作、科研支撑作为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