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 垠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纵贯长江、黄河两个古代文明的核心地区，所经湖北、河南、河北等地不仅地下文物埋藏丰富，而且地面历史古迹不胜枚举，文物的价值远超三峡，抢救性保护的难度也更大。”南水北调文物保护专家组成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乔梁日前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说，正是考古人员争分夺秒的大抢救，才让河南新郑唐户遗址、湖北郧县辽瓦店子遗址等沉睡千年的中华文明浮出水面。

    南水北调工程除丹江水库大坝升高扩容形成的淹没区外，渠线工程的规划设计尽可能避开重要的地面和地下文物。“有些遗址在勘探之前就被破坏了，有些墓地在发掘过程中面临着被水淹没的威胁，白天刚勘探过的墓地，晚上就会有盗贼光顾。我们在和工程抢进度、和盗贼抢时间，竭尽所能让深藏地下的国宝重见天日。”乔梁说，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涉及的600多处文物点，在不影响蓄水、调水的情况下进行了抢救性保护。

    “以丹江口库区来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居民早就搬迁了，很多文物点变成了孤岛，考古人员面临的困难超乎想象。考古工作要跟随水位变化随时调整，适合考古的时间一年中只有6个月。”乔梁称，历经10年的南水北调中线文物保护抢救工作基本结束，湖北丹江口库区共出土15万余件重要文物。这些文物及文化遗存对于研究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以及中华文明的进程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河南是南水北调文物抢救保护的主战场，需要考古发掘和搬迁的文物点369个，占中线工程文物保护工作总量的60％以上。出土的10万余件文物，展现了从8000年前的裴李岗文化到明清时期的重要发现。

    “中原文物存量大、分布密集，南水北调工程涉及范围和出土文物较为突出。2007年评选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河南就占了一半。”以南水北调干渠新郑唐户遗址为例，乔梁介绍说，这座目前国内已知的最大规模的裴李岗文化遗址内，发现了9000年前古人类最大规模的聚居群，从房屋可推断出当时先人已有相互联系的生产组织。在这座当时的“豪宅”中，首次发现了“一室一厅”的房子。他们还利用自然地势建了绕房排水沟，并发现石器作坊、排水系统、安全壕沟等。这一新石器时代早期聚落考古的重大发现，对研究裴李岗文化时期的聚落形态、家庭组织结构和农业文明的起源等具有重大学术价值。

    矗立在海拔165米处的武当山遇真宫，同样在文明与水的碰撞中经受着洗礼。作为武当山的“九宫”之一，位于南水北调丹江口水库边缘的遇真宫，面临被库水淹没的危险。“当时提出了三个方案，异地搬迁、筑堤围堰、就地顶升。”乔梁回忆说，业界争议的焦点集中在围堰和顶升。

    异地搬迁是要将遇真宫现存的文物拆掉，在另一个地方将其复原，工艺按照古代如法炮制，由于砖瓦等材料在拆迁中的损耗率很高，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近似于重建。“这样不符合文物原地保护的原则，对文物、对历史不是很尊重。”乔梁解释说，围堰则是筑坝把遇真宫和库水隔开，但遇真宫会时刻受到水的威胁。经过当地文物保护和水利部门勘察后发现，围堰也会让遇真宫面临暴雨山洪的威胁，同时自身的排水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为了稳妥起见，文物部门选择了耗资最多、工程难度最大的就地抬升方案。“遇真宫东西宫门和中宫山门被72个千斤顶抬起，在原址上整体顶升抬高15米，这好比将7000吨的建筑抬上五层楼的高度。”乔梁告诉记者，围堰方案当时预计投入7000万，后来采用的顶升方案则耗费了1.5亿元，成为南水北调工程中单体文物保护规格最高、规模最大、投资最多的项目。今年5月，乔梁前往武当山验收时，遇真宫的“增高手术”已进入收尾阶段。

    “也正是基于南水北调工程的建设契机，高密度、大投入的考古工作紧锣密鼓开展。这些原本需要耗费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工作，在短短十数年内得以完成。”乔梁坦言，南水北调工程涉及的文物保护都是抢救性质的，后续整理和价值实现还需考古人员做大量的修复、整理和研究工作，文物的价值才能更好地呈现在公众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