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科技安全涉及两个范围，一个是科技，另一个是国家。科技是一个领域，国家是一个层级。就“科技”而言，人们通常认定科技是好东西，但从《寂静的春天》开始，越来越多的人对科技发展是否都是积极效应提出疑问。这里就包含了科技安全的问题。近些年，伴随科技的快速发展，包括转基因技术在内的一些高新技术在中国社会引起广泛争议。那么现在我们是否需要反思，怎样确定科技发展的边界，而不至于因科技的僭越而殃及人类自身。这应当纳入科技安全的范畴。

    科技社会形态和国家有着紧密的连带关系，发展科技作为提高国家综合实力的一个部分，它和国家安全息息相关。从国家层面来考虑科技发展问题，情况将复杂得多。例如，“两弹一星”的突破就奠定了我国的国家安全格局，前苏联则由于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而拖垮了经济。因此从国家层面，科技发展要考虑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有限的资金应当重点投入哪些领域，哪些项目；在项目执行过程中，路径是什么，该怎么做？这种选择非常困难，但它贯穿于国家整个科技发展过程中。

    科技安全既是科技的问题，也是国家的问题，它还是个动态的问题。清楚了这一点，我们就会认识到关于科技安全有很多问题值得讨论。例如：我们讨论的科技安全潜在前提是以国家为单位的，但在全球化背景下，各方面的交流打破了国家这个相对的封闭体。那么，我们该怎样界定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科技安全问题？在经济领域，我国提出了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亚洲合作发展思路。在科技领域是否会提出相似的发展策略？如果形成了欧元区经济圈、北美经济圈和中俄经济圈“天下三分”的格局，一些重大科技项目是否也会按照这种空间分布来分配资源？现在绝大多数科研工作者都是在已有技术的基础上进行延伸。作为前沿科技的领跑者，美国更加担心“颠覆性”技术给他们造成的重大影响。那么我国是否要做好担当领跑者的准备？如何确定我国的科技安全战略，包括目标是什么，具备哪些能力，怎样整合资源，以及以什么样的方式实现目标？

    讨论科技安全问题务必不能就科技而论科技。例如，互联网技术、互联网思维创造了网络化、扁平式的社会模式，改变了国家安全形态和政治运作的模式，这对以金字塔权力结构组织的所有国家都是一个挑战。这种技术可能导致的科技安全战略和政治制度新变化都应予以考虑。这就需要科技战略领域的研究者把相关信息提供给我国的政治决策者，让他们明白发生了什么变化，又该怎样适应这种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