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工作十分辛苦，然而在这里采访，记者感受到的却不仅仅是严谨求实的科研作风，更是乐观积极的科研态度。聊天中，记者一再被这群科学家们的笑声感染。

    张厦在这里有个雅号“张求恩”，不仅仅因为他是加拿大籍，而且因为他为了医学的梦想毅然回到国内。年纪轻轻的余时沧由于老成持重则被称为“老余”，崔有宏和张厦由于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肿瘤研究所时间比卞修武早，被团队里的年轻人们戏称为“卞老师的师兄”，而他们则“还以颜色”，叫他们“孩子们”。973项目推进的5年里，有3个年轻科研骨干的孩子出世，平素话不多的卞修武也打趣道：“科研成果是不是也应该包括这3个小宝宝啊？”……

    年近60的崔有宏由于长期伏案，患上了腰间盘突出，一直带着夹板工作。可他却告诉记者：“搞科研非常辛苦，但绝不是枯燥乏味。每个人追求的幸福感不同，农民看到庄稼丰收了就会非常喜悦，商人挣的钱越多他就越高兴，临床医生能把病人治好就非常幸福……对我们来说，能取得科研进展、解决临床问题就是最大的满足。所以，虽然我们很辛苦，但我们始终保持着乐观的心态。”

    被团队深深影响的余时沧说：“一个人愿意做一件事，喜欢做一件事关键在于他是否把这个事当作一种爱好。立足基础科研就是我一生最大的爱好。”

    这大概就是团队的“卞化”吧！正是因为这样，出自这个团队的论文和课题申请标书犹如一件件精美的艺术品，杂志接受率高，基金中标率高。

    还记得加入团队之前，孔祥复院士仔细了解了这个团队的科研水平。他对卞修武说：“你们有那么好的硬件设施，又有这么好的临床资源，你们的研究不用跟着国外走啊。你们应该走出自己的原创性科研道路，依托临床治疗优势，成果将是空前的。”

    事实证明了他的判断。几年来，这个团队在病理学科的基础研究上，已经由跟踪发展型转变为创新引领型。在肿瘤干细胞的研究上，他们无疑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

    在这里采访，记者听到这样一个故事：为了学习最先进的医学技术，一位国内的年轻专家经过层层申请，到国外一家著名癌症研究机构学习。可没想到，在那边的一项研究把他和外国同事们难住了。这位专家打听来、打听去，得知这个领域最顶尖的团队就是中国卞修武的团队。为此，他只好从国外又回到国内，寻求他们的帮助。

    这个故事听起来颇有些讽刺意味，但他们不这样想，“这说明国际上开始对我们进行认可，也说明医学进步日新月异，一点点沾沾自喜，一点点骄傲自满，也许就会让我们停滞不前，被别人赶上。”

    但至少现在，越来越多的外国学者开始把目光投向远在中国西南的这个团队，越来越多的学生都想来这里学习最先进的科学知识。

    “我们负责的我国首个肿瘤干细胞973项目即将通过验收，这个项目解决了肿瘤干细胞‘有没有、干什么、怎么办’三大问题，后面要彻底解决肯定有很多的路要走，比如肿瘤干细胞的分子机制、临床治疗的应用等等，但至少我们奠定了这个基础。这是个平台，别人也可以借助这个平台进行研究，继续推进癌症治疗的步伐。”卞修武说，“现在我们已经找到研究的思路，研究的方法、技术也逐步成熟，团队也磨合的越来越好，研究的步伐将会大大加快。如果能继续研究下去，申请滚动课题，那么我们将会取得更大的成绩。”

    实际上，卞修武和他的团队所取得的成功是病理学的成功，更是一次“医生的医生”完成的漂亮转身！

    从事病理研究很枯燥，是一项“高风险、低收入”的职业。“高风险”是指病理医生需要对临床标本进行诊断，判断病情，然后交由主治医生处理。临床医生的诊断和治疗，都要听病理医生的诊断结果。比如小孩身上有个包，要做手术。那么，是恶性还是良性，切多大，截肢还是不截肢，都要病理医生通过显微镜来诊断，确诊是什么再手术。特别是在肿瘤手术中，病理医生只有30分钟去判断患者的肿瘤是恶性还是良性。一旦病理医生诊断错误，就将对整个治疗造成不可估量的影响，酿成医疗事故。因此，美国教科书上写道，“病理乃医学之本”“病理医生是医生的医生”。“低收入”是指病理科由于不是医院的创收科室，现在很多医院不重视，投入也不是很多，病理医生收入较低。

    去年年底，卞修武接任中华医学会病理学分会主任委员。这一名誉的获得，是对西南医院病理科成绩的肯定，更是对卞修武医教研全面能力的肯定。重担在肩，这位在病理学领域奋斗了几十年的大专家坐不住了。

    “振兴病理学科，除了呼吁学界和社会的关注之外，还要进行大力创新。”卞修武说，我国医学界一直以来要求的是大病理，要求病理医生从头看到脚。而国外则是专科，病理医生专业分的非常细，这就大大提高了病理医生诊断的准确度和深度。因此，目前十分有必要提倡病理医生的亚专科化，即要求病理医生在大病理的基础上对某一个专科非常精通。另一方面，更要注重分子病理的检测。很多抗肿瘤药物的个体化治疗都是通过分子病理实现的。要知道，分子有没有突变，如何治疗，都是由病理学完成的，为临床提供线索。这个平台的建设将是未来病理学科发展的一个方向。

    “何梁何利奖是对我和整个团队的褒奖，更是对全国病理学界的褒奖，同时也是鞭策，激励着我们继续向前推进科学研究。”卞修武说，“近十几年来，全国的病理学科不太景气，希望我们获得的这个大奖可以给全国的病理学科注入强心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