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担任科室领导职务和很多社会学术机构任职，白天经常有很多事务性工作要处理和协调，卞修武只能常年“五加二”“白加黑”，经常都要工作到凌晨3点左右，甚至通宵达旦。

    几年前，他左脸突发面瘫，左眼眼睑不能控制。他就想出一个办法：用胶布将左眼的上下眼睑贴住，继续搞实验。为了搞研究，卞修武还弄丢了自己的车。一次，他为了准备申报科研课题的材料，吃住都搬进了办公室，连续3天通宵达旦整理材料。早晨，他准备开车去复印材料，才发现门外的车不见了，但为了赶材料，卞修武没能及时报案，错过了寻车的最佳时机。

    正因为这样，在卞修武的研究生们眼里，老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铁人”，“按说我们比他年轻那么多，可就是熬夜熬不过他。”“他就像一个高速运转的机器，每天开足马力运作，而吃饭和睡觉则更像是‘机器过热’或者‘电力不足’的时候才偶尔停下来做出的修整。”但卞修武则轻描淡写，“其实我也困，但我必须撑着。”

    记者注意到，卞修武的成功除了坚定的信念和执着的追求，还拥有比常人更强的超前意识和勇气，把一次次的不可能变成可能。

    他的学生向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2011年冬天，他的一个学生在周三实验室学术会议上汇报了一篇乳腺癌HIPPO信号通路的文章，该文章源于意大利著名实验室并已发表在《细胞》杂志上。汇报结束后，他却提出质疑，对于两个转录因子TAZ、YAP的作用有着不同见解。他认为YAP的作用绝非文章中认为的没有意义，而应该具有更重要的作用，如果深入研究YAP在其中的作用，肯定会有更大发现。对此，多数人都不以为然，因为《细胞》的文章往往都是以巨大工作量著称，作者敢于提出YAP作用极小，肯定是基于扎实的实验数据，而且乳腺癌与其他肿瘤之间差异明显，与卞修武擅长的胶质瘤研究也存在极大差异。

    然而，到2012年冬天，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自然细胞生物学》杂志上刊登了来自MD Anderson实验室的文章，清楚阐述了YAP在其中的重要作用，结论与他的预测完全一致！

    卞修武承担了大量繁重的教学任务。为此，他的学生们总是很心疼，想着要帮老师做些什么，可他每次都拒绝了，他总是坚持自己备课。经常是当他忙完一个课题申报，才开始进行备课，刚备完课就已经天亮，抹抹脸，夹着课本就上课去了。

    姚小红回忆道：“对给本科生上的课，老师可以说已经烂熟于心。可是，他每次上课前都会认真修改，特别是幻灯片，每年都不一样，每年都有新东西。也正是这样扎实的备课，他能把晦涩难懂的病理学讲得妙趣横生。”

    正因如此，他成了学生们最喜欢的老师之一，越来越多的学生投入他的门下，并且留下来，充实到他的科研团队中，他也因此获得了军队院校育才金奖。

    平轶芳曾是一名专升本的学生。在听了卞修武的课后，她对病理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可是很多导师并不喜欢招收专升本的学生，觉得他们基础不好。她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找到了卞修武。听完她的想法，卞修武鼓励她说：“只要你选择了这条路，并能一直坚持下去，那么不管你以前基础如何都没有问题。”事实证明，卞修武独具慧眼。2004年加入团队以来，平轶芳以“肿瘤干细胞与血管新生”为研究方向，逐渐成长为科研骨干。在国内外产生强烈反响的肿瘤干细胞触发和参与血管新生的“三通路”假说就是主要由她和姚小红发现并完成的，而她也成长为全国青年岗位能手、全国优秀博士论文提名奖获得者和中国病理研究杰出青年奖获得者。

    余时沧是第三军医大学2002级硕博连读研究生，师从新桥医院呼吸科钱桂生教授。攻读博士后时，他的导师就极力向他推荐卞修武。同时，他的爱人也向他推荐了卞修武。当时，余时沧就想，“能得到一老一少这么认可的人是什么样子的？”带着好奇，他来到了这里，亲身感受到了卞修武的人格魅力：细心、严谨、和蔼。他看到，对每一名学生，卞修武都会手把手的去教，大到专业知识、课题的方向和思路，小到一个错别字和标点符号，甚至是一张幻灯片是否美观，他都会认真指导。

    “记得有一次我做的幻灯片图很大，字很小。卞老师当面给我指了出来，告诉我幻灯片就相当于研究人员的脸面，必须要注意细节，把握美感。”余时沧说。

    出于对卞主任的崇敬，和对医学科研的热爱和追求，他放弃了回到临床科室做大夫的机会，回绝了某军队医院做临床科室主任的邀请，扎根医学基础科研。做研究以后，余时沧每天加班到凌晨是家常便饭，经常和卞修武通宵讨论实验、修改论文。如今，他已是这个973项目第三课题组的学术骨干之一，并独立带领一个研究组，对肿瘤干细胞的侵袭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卞修武爱好很广泛，想当年也是一位文学青年。他最得意的文章是一篇自己的作文，名为《沛滨之秋》，读来感人肺腑。然而，从事病理研究之后，他便只有科研这唯一的爱好了。如今，他也在不断影响着他的同事和学生。

    记者曾经听到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华人刚刚移民到欧洲，买了一处房子需要装修。这天，开始刷墙。那位刷墙工从早上8点开始工作，一直干到下午4点，整个房间几乎刷完了，就剩下门口巴掌大的一块墙没刷。刷墙工一看已经4点了，于是收拾东西就准备下班。华人奇怪地问道：“就剩下这么一点了，你不刷完吗？”刷墙工回答：“对不起，我们到点必须下班，我还要回家和家人团聚。”“我可以付加班费。”华人说。“你给再多钱，我也不干，再见。”刷墙工坚定地回答。

    刷墙工的故事其实是欧美国家工作习惯的一个缩影。在欧美国家，工作就是工作，生活就是生活。绝大部分人到点就下班，绝不会去加哪怕一分钟班。在国外生活惯了，刚回到国内的钱程、崔有宏、张厦等人十分不习惯卞修武这个团队的工作模式——几乎每天都要工作到凌晨，甚至通宵达旦。

    “为什么下班了还要开会？为什么下班了大家都不回家？为什么要占用我们的休息时间？”一段时间里，几位“海归”对卞修武表达了各种不满，抗议这种“不人道”的行为。然而，卞修武却说：“我们也不想加班，但是现在科技发展这么快，我们过去的科研基础弱，如果笨鸟还不先飞，就会永远落在世界的后面。”

    “海归”们理解了卞修武们为科研献身的情怀。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也“拖班”了。慢慢地，他们也开始习惯了晚上开会，开始习惯了工作到凌晨，甚至通宵达旦……

    这些年，所有团队成员们都被改变了。平轶芳说：“以前我们只在白天工作，但是在卞老师的影响下，晚上都会工作，而且第二天也会正常来上班。这本来就是一个锻炼的过程，现在到我们实验室来看，晚上12点都会灯火通明，干活的人很多。”

    由于科研工作繁忙，姚小红只能每天最早上班、最晚休息，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工作上。想孩子的时候，就让丈夫把孩子抱来科室，凑合着看上几眼；每天晚上回到家，孩子早已入睡，只能静静地看看熟睡的孩子。

    经常加班的平轶芳也时时会觉得愧对女儿。记得有一次她下班早，回到家中，对4岁的女儿说：“今天晚上和妈妈一起睡吧。”没想到女儿竟然说：“妈妈，都是姥姥在养我，我跟姥姥一起睡。”“姥姥不是才打过你吗？”“那是我犯错误了，我不跟你一起睡，你每天那么忙，我都看不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