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9日，教师节的前一天，汤一介先生远遁，举世皆惊。

    先生生前花费大量精力，亲自为其父亲、国学大师汤用彤先生编辑全集。本来约好，教师节这一天中国书籍出版社给先生送来《汤用彤先生全集》样本，先生却没能看到。

    先生作为首席专家的《儒藏》，刚刚出齐精华本百卷。先生与大家约好，2017年要出齐10亿字《儒藏》全集，却在2014年9月9日这一天，暂停了脚步，并因此而成永诀。

    汤一介先生和乐黛云先生是学苑双璧，绝代连理，自称是“同行在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如今汤先生真的走远了吗？燕园的小道上，朗润园的小湖边，仿佛还有他的身影，说他已经永远离开这片校园，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汤先生“一介”书生，家国情怀，学术入世，桃李满园，著作等身，儒者风范。深圳大学哲学系教授景海峰曾经写道：“作为年届八旬的老人，不以颐养天年为求，不以含饴弄孙为乐，更不以金钱、名誉、地位等为意，而是汲汲遑遑地为中国文化的千秋大业和中华文明的传诸永世而恪尽一介书生之绵薄微力，兢兢业业地为中国当代文化建设添砖加瓦，其志永固，其情可感，其愿撼天！”

    先生书香世家，家学渊源。“事不避难，义不逃责”是其祖训。十年文革结束，改革开放之初，先生以“知天命”的年龄毅然投身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的学术研究，先后出版《郭象与魏晋玄学》《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释》《在非有非无之间》等一系列著作，以独特的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开一时学术风气。

    20世纪80年代，面对遭受文革破坏殆尽的民族文化，有感于中国历史上书院文化在新中国成立后的颓势，慨然联络一批著名专家学者发起建立中国文化书院，并以此为基地，一方面面向全国连办四期“中西文化比较高级函授班”，季羡林、梁漱溟、熊十力、张岱年等一大批国学大师和学术巨臂作为书院导师，为函授班开课，培训青年思想文化新锐数万人，主编出版《中国文化书院文库》《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国学举要》等大型丛书多种，达数百万字；一方面在北大设立“中西文化哲学比较研究博士生班”，为全国高等院校培养教学研究高级学术中坚。

    先生立足三尺讲坛，桃李满天下。游学世界多个国家，努力开展中西文化与哲学的比较研究，把中华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赢得广泛赞誉。

    进入新世纪，鉴于中国文化数千年没有一部传承儒家文化经典的《儒藏》，在国家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已经年届八旬的先生发宏愿，出任《儒藏》工程首席专家，皓首穷经，带领一支数百人的国际型专家队伍，历经数载的辛劳，终于在有生之年编成《儒藏》精华版100卷，传之后世。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先生以几十年的学术生涯，积极探讨传统儒家内圣外王之道，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的“真善美”问题，探讨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倡导“放眼世界文化潮流，传承儒学思想精粹，阐释儒学特殊理念，寻求儒学普遍价值，创构儒学新型体系”。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先生的治学和为人成为众多学生效仿的楷模。

    作为1988年入学的北大新生，我曾经是先生最早招收的博士研究生之一。在先生的指导下学习了3年，开始了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学习和研究。我的博士论文《纬书政治神话研究》就是在先生的亲自指导下完成的。

    当时我们一个专业的博士生一共11人，第一年不分导师，大家在一起上课。事实上，即使第二年分了导师后，专业课也还是一起上的。真正实行导师分开指导，应该是在第三年开始写论文的时候。

    汤先生的教学风格既严谨也新颖。严谨体现在先生授课准备十分充分，讲义写得很完整，上课一丝不苟。新颖体现在先生实行的是启发式教学（恐怕也是国内最早实行启发式教学的研究生课程之一）。由于先生总是鼓励大家发言，上课的气氛非常活跃，当时大家上完课总是还很兴奋，有时候下课铃声响了，意犹未尽，讨论还会继续。而为了不影响别人上课，对于问题的讨论往往就可能转到先生的家里。

    多少年以后，作为先生的学生，惊闻噩耗的我们，今天又来到先生的家里，看望作为师母的乐黛云先生。

    9月10日，一个特殊的教师节。在北大朗润园湖边的三间小房，前来探望的人群络绎不绝,其中大部分是汤先生和乐先生的学生。

    汤先生真的永远离开了我们，但他的学术思想和学术事业将长存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