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北京大学设立“燕京学堂”。按照北大高层的说法，这个机构是搞“中国学”研究的。那么，什么是“中国学”？或者说，“中国学”该研究些什么？网上各路高手各有解读。我觉得，简单的说，“中国学”就是研究中国或中国问题的。中国人研究中国，天经地义，就好像我们每天都要照一照镜子，看看自己一样。

    不过，“中国”成为一种“问题”或“学”，却值得思考。“中国”作为一种“学”连同“中国学”这个名字本身，其发明权都属于老外，“中国学”从娘胎里就带有一种他者的眼光。但是，中国人想把这个拿着海外出生证的孩子领回国内来的努力，一直没有间断过。

    延安整风之前，延安的马列学院设有一个“中国问题”研究室，为学员开设“中国问题”课程，教员主要是留苏回国的革命家。不过，延安的“中国问题”研究，其出生地乃是苏联。至晚在1928年，莫斯科中山大学就设立了“中国问题”研究所，所长是苏联人，研究人员主要是苏联的汉学家，也有秦邦宪等在中山大学读过书的中国学生，但他们主要是做苏联人的助手。

    苏联的“中国问题”研究所分中国“基本问题”和“现实问题”两个部门。“中国基本问题”主要研究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土地问题、古代中国的社会结构以及汉字拉丁化等，“中国现实问题”则主要研究中国革命，比如土地问题、农民运动、中国经济发展等。这个研究所实际上扮演的是共产国际在远东问题思想库的角色。共产国际解散后，“中国问题”研究所并入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在延安整风中，马列学院的“中国问题”课程被取消，理由是脱离中国实际。换言之，就是这些留苏回来的理论家没有搞清楚作为“问题”之“中国”究竟是“谁”的中国这件事儿。

    除苏联外，还有些“中国学”出生证上写着德国、法国。傅斯年海外留学时，就萌生过把这些流落在外的“孩子”带回国的念头。1928年，他留学回国，遵蔡元培之嘱，创办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史语所后来成为近代中国学术重镇，它的辉煌传奇不是本文重点。我想说的是傅斯年亲撰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在这篇七千多字的文章中，傅斯年喊出一句雄心勃勃的口号：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他所说的“东方学”大体相当于今人所谓“中国学”。

    傅斯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自小饱读诗书，是学生中的国学小权威。五四运动时，傅斯年是学生领袖，后来出洋留学，虽从街头走进了书斋，但心中的民族主义火苗始终未灭，一直想把东方学的正统转移到中国，这得到了他的好友陈寅恪的激赏。1927年，陈寅恪写诗给傅斯年，有“今生事业馀田舍，天下英雄独使君”之句，敬佩之情溢然纸上。两年后，陈寅恪应邀担任史语所历史组主任，也投身到争正统的努力之中，也正是在这一年，他在写给史学系学生的一首诗中劈头就说，“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字里行间足见其学术怀抱。傅斯年的另一位史语所同事、考古学家李济也说，史语所成立时，学界对中国研究的中心在国外这一现状，很不满意也很不服气。这种情绪由来已久，傅斯年正是把握了这一机会，“把那时普遍存在学术界的‘不满的意’与‘不服的气’导入正规。”因此，史语所大旗一举，学界精英马上云集景从，组建了一支“中国学”的国家队，除了学术追求之外，还被一股与洋人一争长短的心气儿所激励。

    反观今日，这股心气儿即便还有，但底气似有点不足，不足的原因是“学”之欠缺。今天，组建史语所水平的研究队伍恐无可能，更重要的是论“中国学”者似也缺乏傅斯年式的治学胸怀和理性。在傅看来，研究“东方学”固是为争一口气，但研究本身却不能为情绪遮蔽，而必须遵循科学的治学方法。用他的话说，就是“这学问断不以国别成逻辑的分别”，不用一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礼智”等主观意见混淆科学研究，把本应为天下公器的学术研究变成固步自封的“国粹”欣赏。

    可见，“中国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的，视野、胸怀和方法却应是世界的，研究在世界中之中国，是为了造福中国所在之世界。这也是“中国学”内生的要求，这才当得起一个“学”字。行文至此，忽然想到一段话：“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说这话的人叫毛润之，那年他还不满3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