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下漫笔

    傅斯年是海归学者、大学教授，性情秉直，对看不惯的人或事，总是毫不留情地抨击甚至“爆粗”，因此又有“傅大炮”的雅号。要说傅斯年骂得最痛快的，要算汉奸、权贵和中医。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傅斯年十分高兴，喝得大醉，游荡在重庆街头，亲吻遇见的每一个人。很快，他也当上了“接收大员”。不过和别的“接收大员”不一样，傅斯年去日伪统治区接收的不是票子，也不是房子，而是他的母校北京大学。受命伊始，傅斯年就发表了一篇声明，痛斥北平沦陷时与日本人合作的知识分子，亮出“汉贼不两立”的立场，宣布“不聘请任何伪校伪组织之人任教”。伪北大文学院院长周作人曾是傅斯年的老师，当年傅斯年在北大办“新潮社”，得到过周作人很多帮助。但在民族大义面前，傅斯年没有对周作人网开一面。另一位在伪北大任职的教授容庚面见傅斯年为自己辩护，傅斯年却一拍桌子：“你这民族败类，无耻汉奸，快滚！不用见我！”

    傅斯年不止骂过汉奸，还骂倒过蒋介石政府两任行政院长。1942年，行政院长孔祥熙乘政府发行“同盟胜利美金储蓄券”，大肆套取公款。傅斯年时任国民参议员，当仁不让地在国民参政会上开炮，质问：如不惩治孔祥熙之流贪腐之徒，“国法安在”？为了保住孔祥熙，蒋介石曾亲自出面向傅斯年疏通。蒋对傅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答道：“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蒋介石只好免去了孔祥熙职务。

    接替孔祥熙的宋子文上任后，换汤不换药，打着国家的招牌中饱私囊。傅斯年再一次被激怒了，他发表《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猛烈抨击宋子文。他说：“古人说‘化家为国’，现在是‘化国为家’。”“我真愤慨极了，一如当年我在参政会要与孔样熙在法院见面一样，国家吃不消他（宋子文）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垮了。……我们要求他快走。”最后，宋子文也不得不下台。

    除了骂汉奸、骂权贵，傅斯年还骂过中医。1934年，傅斯年在《大公报》《独立评论》上发表了《所谓国医》《再论所谓国医》等系列评论，痛心疾首地说，“中国现在最可耻最可恨最可使人短气的事，不是匪患，不是外患，而应是所谓西医中医之争。……只有中医西医之争，真把中国人的劣根性暴露得无所不至！”在近代中国，中西医学论争不仅关系医学，而且演化为一场延绵日久的中西文化大讨论。梁启超、章太炎、胡适等大学者都曾卷入其中。但言辞如此激烈的，却只有傅斯年一人。他的激烈态度招来了中医拥趸的猛烈还击。中医粉丝们说傅斯年“颟顸武断，信口开河，不但失言，而且失态”，“除了脸上的黄色和五官百骸的外表，虽是穿上洋服仍不能改变其为中国人外，其余的思想生活习惯，都已经全部与美国人同化了”，还给傅斯年扣上了一顶想把中国带入美国“殖民地”的大帽子。

    其实，上纲上线的“诛心之论”冤枉了傅斯年。傅斯年骂中医，虽然措辞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他内心所关怀的却是中国医学乃至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而这些，又关乎着国家前途。傅斯年是一个爱国者，但正如他自己说过的那样，“我拥护政府，但绝不拥护既得利益者，更不能容忍置国家利益于不顾，中饱私囊，把国家搞乱了的人”。在这位五四青年看来，爱国，并不意味着对国家过去的东西不能革新，也不意味着对国家现在的状况不能批评，更不意味着对那些戕害国家利益和前途的人不能指责。这一点，那些被傅斯年骂过的人心里其实清楚得很。1945年12月2日，也就是傅斯年痛斥汉奸的声明发表的那天，周作人在日记中写道：“见报载傅斯年谈话，又闻巷中驴鸣，正是恰好，因记入文末。”周作人知道义在傅斯年一边，虽然被学生骂后心有不甘，但也只能在日记里酸溜溜地吐吐槽了。

    “千夫之唯唯，不如一士之谔谔。”傅斯年在近代中国史上留下了隆隆炮声，最后也在炮声中离开了世界。1950年12月，傅斯年在台湾回答“参议员”郭国基的质询后，倒地昏迷，突发脑溢血去世。郭国基在当时有“郭大炮”之称。台大的学生们认为，傅大炮是被郭大炮气死的，打着“痛失良师”的旗帜，要讨还公道，经多方劝导方才平息。傅斯年遗体火化后，葬于台大校门右侧一空地，名为“傅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