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5年5月至1992年12月，我曾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编辑部工作长达7年半之久。由于工作性质的缘故，我经常与高校的知名专家学者打交道，他们中的许多人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令我敬佩，让我折服。

    结识高景德院士是在他当清华大学校长时。1988年初春的一天，我和同事赴清华机电系采访我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位工学女博士倪以信。倪博士告诉我们，她是高校长的学生，攻读博士学位时受教于高先生门下。碰巧的是，这一天高校长正好到系里参加博士生毕业论文答辩。研究生院陪同老师遂提议把高校长请过来，与倪博士合张影用在杂志封面上；见我和同事心里犯嘀咕，他就拍胸脯打包票：“没问题，高先生特好说话。”

    高校长果然特好说话，不仅被请过来了，还没有一点架子，任我们摆拍，脸上始终挂着微笑，没有一句怨言。他告诉我们，《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他每期都看，对他指导研究生颇有帮助。高校长的神情是那样的自然，没有一丁点的做作。此时此刻，在我的眼里，他不再是一位海内外著名高等学府的一校之长，也不是一位国际闻名的电机与电力系统专家，而是一位慈祥的长者、熟悉的朋友。在高校长和倪博士的密切配合下，采访非常成功，我们拍的师生合影照，后来还被《人民日报海外版》采用。

    时任华东化工学院博士生导师的蒋慰孙教授，是工业过程自动化领域的知名专家。1987年第5期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刊登了他写的“博士生培养之我见”一文，这篇文章是该校通讯员推荐给我们的，发表后反响很好。几个月后，编辑部收到了蒋先生的一封来信和一张40元的汇款单。蒋慰孙教授在信中写道：“感谢编辑部发表我的文章，现将40元稿费退回，因为这篇文章我已投稿给《上海研究生教育》创刊号刊登了。给你们添麻烦了，请原谅。”

    虽然《上海研究生教育》只是一份刚创刊的内部刊物，但在蒋先生看来，《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表的文章是通讯员推荐给编辑部的，而刊登在《上海研究生教育》上的则是他自己主动投稿，理应把我们这份稿酬退掉。我虽然没有见过蒋教授，但这件小事却让我永远记住了他。

    作为一名工科毕业生，我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编辑部工作期间打下的文字功底，多得益于忘年之交杨波洲教授当年对我的言传身教、悉心指导。1984年8月，国务院批准北大、清华、复旦等22所高校首批试办研究生院，杨老师刚从复旦大学研究生部副主任岗位退休。当时，为了解决稿源不足和编辑人手短缺问题，编辑部从这22家研究生院分别聘请了特约编辑、通讯员各一名，帮助我们审稿、改稿、荐稿，杨波洲老师是22个特约编辑中唯一一位已退休仍被聘请的特约编辑。

    我和杨老师年龄相差三十多岁，但彼此格外投缘，工作沟通书信不断。杨老师审稿、改稿极为认真，稿件经他编辑加工后基本上就不用我们再费心了。他做事严谨、周到，给我这个晚辈写信照样一丝不苟、规范讲究。他曾向我传授信函的6字写作秘诀：准确、精炼、得体。其中 “得体”则需要通过运用合适的文字、恰当的语气和适当的方式，把双方的身份、地位、处境等关系恰如其分地反映出来。因此，写信函不仅要有很强的文字功底，还要有良好的修养素质。

    如今，高景德、蒋慰孙、杨波洲3位长辈学者都已作古，但他们高大的形象仍在我眼前浮现，他们的精神风范仍滋润我、教育我、影响我。谨填《浣溪沙》词一首，以表对先贤的景仰、敬佩、怀念之情：“遥忆当年故事多，专家学者爱温呵，青苗成长势如波。//滴水映辉彰典范，高山仰止耸巍峨。小文追记奉心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