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报特稿

    1948年，广州《建国日报》发表了一篇名为《日食观测简史》的科普文章，尽管作者只是位天文学专业的大一学生，但行文老练、旁征博引，写作水平竟不输于今天的很多研究生、博士生。这位大学生就是日后的著名天文史学家、中国科学史领域唯一一位中科院院士席泽宗。

    如果你在论文库中搜索作者“席泽宗”，会得到两类截然不同的结果：一类是蜚声国际的学术著作，另一类则是写给天文爱好者、普通大众甚至中小学生的科普文章。12月18日下午，《席泽宗文集》（以下简称文集）出版座谈会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召开，以上提到的两类文章都收录于这套六卷文集中。

    席泽宗成长于抗日战争的烽火之中，颠沛流离的艰苦环境没有阻碍他对知识的热忱追求。1951年从中山大学天文系毕业后，他来到中国科学院，面对的是一项难度空前而又意义重大的任务：在古籍中“看星星”。我国古代的天文记载最早可追溯到殷商时代的甲骨文记载，而且内容详实、独特，包括很多西方没有记载的天象记录，对现代天文研究也有巨大价值。1955年发表的《古新星新表》和1965年与同事薄树人合作发表的补充修订表，堪称席泽宗人生事业中最耀眼的成就。这一成果系统分析了自公元前14世纪至1700年以来古文献中的新星、超新星爆炸记录，发表后被迅速译成俄文和英文，成为20世纪下半叶研究宇宙射电源、脉冲星、中子星、γ射线源和X射线源的重要参考文献，六十余年来被全世界科学家引用了上千次。很多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都利用这两份星表寻找射线源与星云的对应关系，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1054年北宋时期记录的“天关客星”，被证实是一次超新星爆发，其留下的遗迹正是今天的蟹状星云。

    席泽宗的科研成就是多方面的，如对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五星占》的整理和研究；用实验观测证明，我国战国时期的天文学家甘德已经用肉眼发现了木星的卫星，比伽利略早了两千年；作为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首席科学家之一，他带领团队取得了诸多天文学成果，将中国的历史纪年向前推进了800余年，并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有力地回击了国际上对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污蔑。

    新中国成立后，席泽宗参与起草《中国自然科学与技术史研究工作十二年远景规划》，和李俨、钱宝琮等人共同开创了科学技术史学科，创建了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即如今的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他对中国科学史有很多独道的思考，例如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出现？当时学界普遍认为与孔孟思想有关，席泽宗却在《孔子与科学》一文中提出：孔子的言行对科学的发展不但无害，而且是有益的。中国近代科学之所以落后，要从当时的政治、经济等方面找原因，不能归罪于两千多年前的孔子。

    席泽宗还热衷于科普事业，其天文学之路启蒙于高中时读到的科普著作《宇宙丛谈》，也许是以此为契机，他把科学普及工作视为科学工作者的责任和义务，致力于将专业的知识传播到公众中去，以此营造科学文化、助力科学教育和人才培养。他从大学时就开始科普写作，先后撰写了许多科普文章，内容涉及到冬令时与夏令时、对牛郎织女的新认识、中秋赏月的原理、地球是怎样来的、月亮的秘密、历史上的天文学家等等，用简单平实的文字将各种常见的天文学现象、科学史故事呈现在公众面前。上世纪50年代，他还经常到工厂、农村、军营、学校去演讲，向群众普及天文知识，真正做到了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两翼并举。

    在科学界，席泽宗素以谦虚谨慎、治学严谨、平等宽容著称。他对青年人无私帮助、着力栽培，曾起草《古代史室关于十年计划的设想和意见》，提出“要在十年内把所有研究人员都培养成有成就的工作人员”。席泽宗十分照顾他人的感受，哪怕是与同行进行科学论争时，也特别注意言辞的委婉，在出版自选集时还特意对文章作出修订，让语气更加和缓。

    《席泽宗文集》副主编、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张柏春介绍，该套文集由天文学史家陈久金先生主编，分为《科学史综论》《新星和超新星》《科学思想、天文考古与断代工程》《中外科学交流》《科学与大众》《自传与杂著》六卷，系统梳理了席泽宗的科研成就和生平，无论是学术著作、科普小文还是思想杂文，都可以在其中找到。

    席泽宗的女儿席红回忆，父亲时常提到老师叶企孙先生的话：“写文章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一篇文章三十年以后还站得住，才算过得硬。”翻开《席泽宗文集》，人们会发现书中的文章正是这样历久弥新，即使在三十年、六十年后依然闪耀着严谨、思辨的光辉。

    80岁那年，席泽宗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一颗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发现的小行星，正式被命名为“席泽宗星”，它将与这套文集一起，在岁月中不朽，在历史中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