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2021 奋斗百年路·科星熠熠

    在我国柴达木盆地的茫茫戈壁上，矗立着一座大型的盐湖化工基地，其中有我国最大的钾肥厂和锂厂。然而，在新中国建立之初，这里还是一片人迹罕至的蛮荒之地。1957年秋，一支踌躇满志的科考队伍来到这里，扣响了青藏高原盐湖宝库的神秘大门，这支队伍的领导者名叫柳大纲。

    中国素以农业立本，但作为关键肥料品种之一的钾盐资源奇缺，严重制约着我国的粮食生产。搞化学出身的柳大纲很早就关注到这一问题。1953年，随着三大改造的顺利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大幕徐徐拉开，钾矿的勘查、研究和利用被提上了国家议事日程。柳大纲抓住时机，主动请缨，联系多部门组织成立了中国科学院盐湖科学调查队，于1957年9月奔赴柴达木盆地，开展大规模、系统性的科学考察。他们在大柴旦盐湖首次发现硼镁石矿，在察尔汗盐湖首次发现光卤石矿，随后证实前者为一大型硼、锂矿床，后者为一大型可溶性钾镁矿床。以此为基础，1958~1960年，中苏两国科学院合作开展了“柴达木盆地盐湖资源勘探与利用”的研究项目，柳大纲担任中方负责人。1960年，首届全国盐湖盐矿学术会议在北戴河召开，柳大纲在会上作了题为《盐湖化学与任务》的报告，提议设立盐湖化学这一新学科，并分析谋划其基本任务和内容。1963年，根据柳大纲的积极倡议，原国家科委设立盐湖专业组，由柳大纲领衔制定了“盐湖科技发展的十年规划”，提出三大化工厂的建设任务，其中的察尔汗钾肥厂是我国钾肥工业的起点，多年来为我国农业生产作出了巨大贡献。

    抚今追昔，创业维艰。当年的条件极为简陋，特别是在三年困难时期，考察队里其他部门的人员先后撤离了柴达木，唯有柳大纲领导的化学所盐湖组仍坚守阵地。当时粮食紧张，每个人月定量只有22斤，蔬菜副食几乎没有，生活用水要从一百公里以外采集，生活用煤有时候甚至要步行20公里用肩膀扛回来。尽管如此，柳大纲仍毫无畏惧，先后6次亲赴一线，累计时长达18个月之久，与其他同志一道啃干馍，喝凉水，受浮肿病困扰，因为高原反应而频繁失眠。正是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以柳大纲为代表的盐湖事业先驱们排除万难，坚持工作，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为中国盐湖事业奠基立业。

    1966年，柳大纲因染上了黄疸肝炎回京治疗，从此因社会动荡和个人健康问题再未能重回故地，但他对盐湖事业始终念念不忘。“七五”期间，听闻国家计划在柴达木盆地建设年产20万吨的钾肥厂，年过八旬的柳大纲在病中仍急不可耐，与袁见齐院士一同起草了《关于大规模开采察尔汗钾资源急需进行的科研准备工作建议》，这一建议后来得到有效落实，为我国大规模开发盐湖资源奠定了坚实的科研基础。

    柳大纲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爱国者。新中国成立前，他毅然回到祖国，并积极参与“应变护院”行动，迎接新中国。新中国成立后，他全身心投入建设事业，一切以国家需要为计。1952年秋，为支援东北工业基地的建设，柳大纲毅然舍弃条件优渥的上海，与时任所长吴学周一起，领导中国科学院物理化学研究所北迁长春并担任副所长一职。此后，为急国家所需，先后放下自己的专长，开展了无毒荧光材料、土壤硅酸化学和土壤加固研究。1954年，柳大纲被调回北京，其主要精力自此转向科研组织和管理工作，先后参与创建并领导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和青海盐湖研究所等多家化学研究机构以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柳大纲待人真诚，对青年尤为爱护。处处想着培养锻炼年轻人，当看到研究工作一切步入正轨，他则急流勇退，立即提出从所长的岗位上退下来，将机会留给年轻人，他的淡泊名利被传为佳话。

    柳大纲在生活上朴实无华，工作上竭心尽力。曾有段时间，他家三代人挤在一间小房子里，加之家里书多，实在拥挤不堪。后来，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为其安排了北京三里河南沙沟小区一处大些的房子，但他以“距离研究所太远，上班不便”为由坚持不搬。时任中国科学院领导郁文通过给他的夫人做工作，趁其在外出差才搬了家。柳大纲回来后很不高兴，但终于妥协。

    柳大纲惯以一句“一生常耻为身谋”自勉，然而在他人看来，他的一切为化学，为国家所谋实在是无上荣光。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