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19世纪中期，医生们才意识到不洗手不消毒，直接从尸体解剖室到产科病房是错误的。预防流感和其他病毒传播的最好方法之一就是洗手，许多人都知道这是常识。但是，那时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医生即使意识到这些，他们也仅仅是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才洗手。

    摇曳烛光

    最早提倡洗手的是匈牙利医生伊格纳兹·塞梅尔维斯（Ignaz Semmelweis），他在1844年至1848年期间工作于维也纳总医院。这家医院是世界上最大的教学医院之一，它的产科病房非常大，被分成了两个病房：一个是医生和他们的学生负责，另一个是助产士和他们的学生负责。

    然而，这些病房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根据《皇家医学会杂志》2013年的一篇文章报道，1840年至1846年间，助产士病房的产妇死亡率为36.2‰，而医生病房的产妇死亡率为98.4‰。具体来说，医生的病房有更高的“产褥热”，现在称为链球菌感染。塞梅尔维斯开始寻找病房之间的区别。

    他发现，其中的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在医生的病房，牧师会定期经过病房并按下一个铃，作为最后的圣礼来纪念垂死的妇女。塞梅尔维斯想知道女性死亡是不是因为“听到铃声的心理恐惧，即使不是真的会死，但是她仅仅是听到铃声，就认为死亡降临。”塞梅尔维斯改变了牧师的经过路线，但是没有任何区别。

    1847年，塞梅尔维斯的同事雅各布·科勒奇卡的去世给他带来了认识上的突破。科勒奇卡在验尸时被手术刀割破了手指，随后感染致死。塞梅尔维斯想知道类似的感染是否会发生在医生的病房。

    塞梅尔维斯意识到，与医院的助产士不同的是，医生有时会在进行尸检后检查产科病房的妇女。在缺乏细菌理论的情况下，塞梅尔维斯认为科勒奇卡的死亡是因为“尸体物质”通过他的伤口进入了他的身体，而住在医生病房的妇女也可能会死亡，因为医生手上的“尸体物质”通过她们的生殖器进入了她们的身体。他开始要求医生在尸检后用氯化石灰洗手。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在1848年到1859年之间，医生病房的产妇死亡率下降到与助产士病房差不多的水平。

    在这之后，这个故事变得有点争议。塞梅尔维斯曾试图说服其他医院采纳他的政策，但遭到了拒绝。医生们对塞梅尔维斯在本质上暗示他们，要为杀害这些妇女负责感到不高兴。而且，当塞梅尔维斯最终发表《产褥热的病因学》论文时，确实写得不是很好。论文将细菌感染描述得漫无边际。塞梅尔维斯坚持认为，所有的产褥热都是由尸体或分解的动物物质引起的，这毫无道理。产褥热是一种非常古老的传染病，在维也纳总医院的家庭分娩和助产士病房中都有出现，在那里，尸体或腐烂的动物物质不是一个因素。确保医生在尸检后洗手是降低产褥热的一种方法，但是塞梅尔维斯坚持认为这是唯一的方法，这让他的同事疏远了他，因为在他们看来似乎不太可能。

    无论如何，塞梅尔维斯并不是19世纪中期唯一意识到，医疗专业人员自身的卫生习惯可能会对他们的病人产生影响的医生。1843年，美国医生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发表了一篇论文，认为手脏的医生可能会导致病人的产褥热。被认为是现代护理的创始人的英国护士弗洛伦斯·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在1860年出版的《护理笔记》一书中写道，“每个护士都应该小心，在白天频繁洗手。”

    尽管如此，直到科学家们偶然发现了细菌理论，即某些疾病和感染是由我们甚至看不见的微生物引起的，人们才真正理解洗手的重要性。特别是，英国外科医生约瑟夫·利斯特（Joseph Lister）通过倡导外科医生在治疗病人之间洗手和消毒器械，极大地降低了病人的死亡率。

    今天，医疗和卫生专业人员认为洗手是一种重要的卫生习惯，对他们自己和他们的病人都是如此。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甚至提供了如何正确洗手的指南。为了有效地杀死细菌，CDC提倡用肥皂洗手至少20秒，然后用水冲洗干净。完全干燥也很重要，因为潮湿的手更容易传播细菌。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国际科学素养促进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