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是个典型的中国农民，出生于1900年，卒于1961年。他小时候读过半年私塾，初通文字，那时候家里人口较少，农活又特别需要劳力，因此辍学了。

    16岁那年，父亲害了一场重病，几乎夺去生命，医生束手无策，只剩下去寺庙烧香许愿求菩萨了。幸运的是，父亲竟然闯过了这一难，逃脱了死神的魔掌。从那以后，父亲认为这是菩萨保佑之功，因此加入了当地的“慈善堂”，专做善事，以报答菩萨的救命之恩。他做善事的动机非常单纯——报恩，是不求回报的真心施予。

    父亲有一兄一弟一妹，在4兄弟姐妹中，他算是比较能干的，但在整个大家庭中，却是无足轻重的一员。除了完成分配给他的农活以及临时安排给他的杂活外，只要有空闲，他就去帮助当地无人照顾的残疾人、孤寡老人，还经常因此耽误家中的农活。伯叔们难免会对他有所非议、抱怨：“吃自家的饭，操别人的心，你到底是哪家的人？好人是要做，但也别做过头了！先把自家的事做好了，再去管别人的事，这才是正经。”父亲听了，不以为然，仍旧我行我素。

    父亲给我印象极深刻的有两件事。

    一年冬天，下着鹅毛大雪。父亲出门办事，至晚未归。母亲一边纺纱，一边等他回来。我蜷缩在母亲身旁，一边烤火，一边替父亲担着心。那时兵荒马乱，各种灾祸天天都在发生，我们都怕他出什么意外。

    夜深了，只听得外面一阵“咚咚”的脚步声，母亲听出是父亲的声音，马上停下纺车去开门。果然，父亲像一阵风似的冲进来。只见他身着单衣，全身都是雪花，双手紧紧搂在胸口，嘴唇冻得发乌，身上瑟瑟直抖。

    母亲惊讶地问：“你怎么啦？”父亲说：“没事！刚才在路上碰到一个老叫化子，穿着单衣，快冻僵了，我就把棉袄脱给他穿了。”母亲又是心疼，又是埋怨：“你真傻，心眼也太好了！下雪天脱衣给别人，就不怕把自己冻坏了？”父亲若无其事地说：“我火力旺，没事！我这条命都是菩萨给的，还在乎一件衣服吗？”

    听罢，母亲没再说什么，赶紧替他找衣服去了。

    第二件事，发生在第三次长沙会战期间。那年月，每次日寇侵犯长沙，我们全家都逃难在外，并且总是由父亲和两条家犬留守护家。日寇一来，他就跑到屋后的竹林里躲避，惊险万分。日寇第三次侵犯长沙，仗打得特别激烈，我们全家被迫再次逃难。等日军退走后，我们返回家时，看见的是一片惨状：房前屋后，田间地边，到处都是尸体，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尸臭味。父亲见此情景，二话不说，立即邀集几位好友，顶着令人作呕的尸臭，去搬抬掩埋尸体。花了四五天时间，他们终于将全部尸体都掩埋好了。

    当时，我母亲不仅是我们这个小家的主妇，也是我们整个大家庭的内当家，事务繁多，一天忙到黑。父亲很少帮她的忙，对我们也极少表示关爱，心思多半用到了慈善堂的事务上。

    母亲评论自己的丈夫说，他就是一个里外不分的硬汉，心里装着别人，就是没有我们母子，说他是我们家的人，不如说是来我们家做客吃饭的人。但是，一旦有人对他抱怨，母亲又会替他分辩：“不要怨他！他这条命是菩萨救的，做善事是应该的。我们也应该像他一样，多做善事多积福！”

    我刚参加工作时，没有能力照顾父母。1957年，单位盖了第一批职工宿舍，我也分到了，赶紧就把年近花甲的父母接来，跟我一起生活。父亲到来后，仍是行善不改，买了一辆独轮车，经常帮队里的家属买煤送菜。大家都说：苏四爹真是个好人，肯帮忙。

    1960年，不知从哪里刮来一股“清算风”，我父亲曾参加过的慈善堂被定性为“反动会道门”，而他又是积极分子之一，被要求回老家接受审查。父亲接到勒令回乡的通知时，内心是坦然的，他觉得自己行善大半辈子，从没干过坏事，谁来审查也不怕！但我心里却不轻松，因为在政治运动中，一件事的吉凶是难以用简单的生活逻辑去判断的。我带着极为沉重、复杂的心情，把父亲送上了回乡的火车。

    父亲回乡后，和其他那些都快60岁的老实农民一同参加了近一个月的学习班。有关部门要求他们揭发相关慈善机构的罪行，父亲他们虽是“积极分子”，但只做具体事，或赈灾施粥，或修桥补路，或掩埋无主尸体，或帮助残疾人等，自然不知如何揭发。父亲他们的口碑很好，当地老百姓对这种处理方式也十分反感，审查的人一看实在问不出什么“敌情”，只好把他们都放回家了。

    （作者为长沙市退休耄耋老人，探过矿，教过书，经过商，著有《活好》《活明白》《筑梦人生》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