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第1版）

    苏东坡是位美食家，曾自制黄酒、东坡肉等。他不仅参与打猎，对烹调野味、食用野味颇有心得。读他的诗文，便知他吃过不少野味，如“牛尾狸”（大家熟知的“果子狸”），熏烤过的鼠和蝙蝠。

    明代学者陆容《菽园杂记》记载：“宣府、大同产黄鼠，秋高时肥美，士人以为珍馐，守臣岁以贡献，及馈送朝贵，则下令军中捕之。”清代乾隆进士袁枚对美食情有独钟，他的《随园食单》记述了326种南北菜肴及点心，其中有鹿肉、獐子肉、野鸡、野鸭、鹩鹑、黄雀、果子狸等野味的烹饪方法。

    为什么人们会热衷于野味呢？一是古代食品短缺，借捕猎获取肉食以满足需要；二是认为野味香美，难得一品；三是把吃野味当做一种时尚，为的是猎奇或者炫富，吃到越稀有的野味觉得越有优越感；四是野生动物在医学上有一定的药用价值，古人常说“吃什么补什么”，甚至把吃野味作为食疗文化；五是野味的经济价值较高，为牟利有人甚至铤而走险。

    实际上，野味并不卫生。可以想象，野生动物捕食的食物不干净，野外的生存环境不卫生，也就是它们吃住的环境充满了病毒和有害细菌。野味也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味美，如果说可口，主要是厨师下了真功夫。因为做野味，往往靠放调味品取胜，以除去山味膻味。

    对于吃野味的害处，古人早就有所认识，“病从口入”这个成语就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中国历代医学典籍中，不乏吃野生动物肉类染疾的记载。如《拾遗》中就谈到：诸鸟有毒，凡鸟自死目不闭，自死足不伸，白鸟玄首，玄鸟白首，三足，四距，六指，四翼，异形异色，并不可食，食之杀人。

    在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有关食用野生动物的禁忌：如豪猪“肉性味甘，大寒，有毒不可食，否则伤头伤身”；野马“肉性味辛、苦、冷，有毒，煮食难消，多食生疮患痢”；孔雀“有毒。不可入目，令人昏翳”；对于蛇，“蛇胆性味甘、微寒，有毒；蛇肉味性甘、涩，有毒”，等等。

    特别值得一提是，目前怀疑的新冠病毒的宿主穿山甲（也称“鲮鲤”），南宋张杲在《医说》里就提到：“鲮鲤肉最动风。风疾人才食数脔，其疾一发，四肢顿废”，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认为“微寒、有毒”。

    因乱吃野生动物送命的人不少。唐代诗人孟浩然在52岁那年背部得了痈疽，虽不致命，但医生告诉他不能吃螃蟹、鱼之类的发物。一天在宴席上看到了产于汉江中的查头鳊这道菜，他没有管住自己的口，鲜美的鱼肉导致他不治身亡。史书说他“浪情宴谑，食鲜疾动”。苏东坡也是食野生动物的受害者。朱彧《萍洲可谈．卷二》记载：“广南食蛇，市中鬻蛇羹，东坡妾朝云随謫惠州，尝遣老兵买食之，意谓海鲜，问其名，乃蛇也，哇之，病数月，竟死。”苏东坡的小妾王朝云吃蛇肉虽未被毒死，但甚感恶心，抑郁得病而死，失去爱妾王朝云，苏东坡伤感不已。

    随着医学的发展，很多证据表明传染病（瘟疫）与乱吃野味或接触野生动物关联度极高。如天花来源于牛痘，黑死病来源于蒙古的土拨鼠，等等。但古代交通不发达，人口稀少流动慢，即使因食用野生动物而得传染病，往往受灾的也就是局部地区，而隔离和阻断是防止传染的最有效手段。

    今天，人类社会的高速发展，已经使地球变成一个村落，人口流动的快捷使传染病很容易造成全球性的灾难。现代医学证明，很多传染病的发生与动物特别是野生动物关联度极大。如疟疾病来源于按蚊叮咬传染，SARS病毒的宿主很可能是果子狸，新冠病毒的宿主很可能是蝙蝠或穿山甲。

    全国人大出台野生动物保护法是非常及时的。拒吃野味，就是避免对野生动物的杀戮；保护生物的多样性，也是保护人类自身。改革开放初，一位名人到某地，东道主特意准备了名菜“熊掌”，他婉言谢绝道：对不起，我是保护野生动物的志愿者，我不能违心。

    全面禁止和惩治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的陋习，对有效防范重大公共卫生风险，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具有重大作用。“蓬莱定不远，正要一帆风”（陆游《泛瑞安江风涛贴然》），我们必将赢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最后胜利。

    （作者系《中国高新科技》期刊社总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博士，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