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文知理

    对于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来说，一段时间以来盛行的观点是：这是科学家的责任与义务，毕竟科研经费源于纳税人，所以科学家有必要跟公众讲清楚这些经费所取得的成果。我们不妨把这称为“责任义务说”。但是，也有一些科学家并不认同这种观点。通常我们也会发现两个极端，那就是从事了科学传播的科学家接受这种观点，而排斥科学传播的科学家则不接受这种“强加”的责任与义务。因为从某些科学家的角度来说，从事科学传播并不会带来明显的受益，甚至有时候会起到反效果，这就是所谓的“卡尔·萨根效应”，或者我们可以说投入与收益不成比例，我想不妨就把这叫做“成本收益论”。

    然而，如果我们抛开这些“说”和“论”，从科学传播对科学家有什么正反馈来探讨这个问题，可能会有不同的结论。今天我们就结合一篇经典文献及其后续有关研究，来分析一下媒体的报道会给科研成果带来哪些方面的正反馈。

    1991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了一篇论文，文章以1978-1979年该刊所发表的论文为数据表明，如果该期刊中某一篇论文被《纽约时报》以科学新闻的形式报道过，那么它在一年内被引的频次会增加72%。这是一篇实证研究论文，也给后来印证这种结果的研究开了先河，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科学的媒体化。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被报道过的研究之所以有了更高的被引频次，其原因并不是研究本身有更高的科学价值。因为这个研究通过《纽约时报》1978年罢工期间被选用报道的论文与其他论文进行了比较，由于罢工的出现，使得有关这些论文的新闻报道并未到达读者的手中，而研究也发现，这些没有送到读者手中的论文报道与其他研究论文一样都没有更多的被引频次。

    虽然这些有关科研成果的媒体文章并非出自科研论文作者之手，但这却说明通过媒体进行科研成果的传播会给科学共同体，尤其是科研工作者带来一定的收益。应该说，科学研究的方向越来越细化和分化，导致了绝大多数科研工作者拘泥于自己的小领域和小同行。而有关调查显示，他们也是通过大众媒体了解相关科研动态和进展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媒体在科学传播中的作用和角色。

    利用上述研究所产生的模式，后续的一些验证性研究都取得了类似的发现。比如针对《自然》《科学》和《美国医学会杂志》的研究都发现，全国性或地方性报纸对刊登在这些杂志上的论文进行报道后，引用数都比未被报道的对照组高。同时在非英语国家（意大利、中国等）开展的研究也印证了上述结论。

    在现实生活中，很多出版集团都会给注册的记者提供限时禁令的新闻通稿，其目的也在于通过媒体报道提高科研论文本身的影响力和知晓度。虽然我们无从知晓这些出版机构是否知道上述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但是，确实可以用上述结论来解释他们在宣传推广科研成果方面的做法。

    近年来，随着新媒体和社交媒体的不断发展，科研成果的传播已经突破了传统媒体的限制，因而社交媒体上有关科研成果的新闻报道是否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科研成果本身的被引频次呢？这成为一个需要考察和研究的议题，但据2018年由埃尔伯塔大学的研究人员在《Peer J》上发表的文章可以看出，通过社交媒体对研究成果进行传播，最终给这些成果带来了更好的被引频次。

    有人可能会质疑这里所谈及的有关科研成果的报道，并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科学传播，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科学新闻。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新媒体环境下，很多科研人员绕过了传统媒体的控制，直接在新媒体平台上开展着一系列与科学有关的活动，这其中也包括生成某些与科研成果有关的科学新闻。如果从这个角度上说，有关科研成果的报道应该是广义上的科学传播的一部分。当然，我们也有必要去深入探讨到底该如何定义科学传播，这会是下一期本专栏的主题。

    （作者系中国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