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六公是我家邻居，性格耿直，乐善好施，和我父亲、吴二公是形影不离的好友。每到夜晚，他经常聚集在我家，和我父亲、吴二公谈东论西，常常聊到大半夜还余兴未尽。我母亲晚上要纺纱，没工夫陪他们聊天，大哥大姐对他们的谈话不感兴趣，小弟年幼也早睡去了，我就成了他们唯一的听众。

    对他们说的话，我有的感兴趣，有的不感兴趣，有的能听懂，有的听不懂，但照例不能随便询问，因为我从小得到的训诫是，打扰大人说话就是没礼貌、没教养。我呆坐在角落里，一面听着他们的谈话声，一面听着纺车的吱呀声，不知不觉打起了瞌睡，却不肯上床去睡，因为我喜欢这种热闹的感觉。

    我印象中最深的一件事，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推行所谓“宪政”，各地掀起了一阵狂热的竞选地方吏员热潮。小时候不懂政治，长大了知道这其实就是一场“闹剧”，当时看到的却是“热闹”。那时，听人说，城里选乡民代表，投某人一票，就可获赏德园大肉包子一个。我听了馋得直流口水，心想随便投个票就有肉包子吃，这样的美事我们这儿怎么就没有呢？

    没想到，这样的“美事”很快就来了。一天，陈六公突发奇想，要竞选当地的乡民代表；父亲和吴二公很赞成，开始热心帮忙张罗。于是，他们在村子里拼了个桌台子，四处敲锣通知乡亲们来开选举会。村民们显然不热心，喊了好久，才来了十几个人，稀稀拉拉地站在台下。也难怪，战乱方息，各家各户都元气大伤、愁吃愁穿，哪还有心情关心什么宪政、选举啊！

    我们小孩子就不一样了。“少年不识愁滋味”，哪有热闹就往哪凑，何况心里还惦记着大肉包子呢！不料，六公上台一开口就打消了我们的希望。他说：“大家都晓得，我是个敢讲真话的直心人，投我的票，虽然吃不到包子，但我敢拍胸脯担保，一定会替大家主持公道的。”

    我们这些看热闹的，一听说没有肉包子吃，兴趣马上减半，一个胆大的小伙伴冲着六公大声喊道：“没有肉包子吃，给颗糖粒子也好嘛！”父亲拿着锣锤跑过来，装出一副要打我们的凶样，我们一哄而散，无心再打探选举结果，也不知六公最后选没选上。新中国成立后，据说他们三人还为这件事专门在学习班上作过交待。

    成年后，我因长年工作在外，不常回老家，但每次回去，必去拜访陈六公。让我伤感的是，每次见到他，老人家都要显老很多。六公的老伴去世后，他像变了一个人似的，独自蜗居一室，不与儿女同住，也很少与外人接触。但是，六公一直坚持自食其力，每天都早早起床，干力所能及的农活，一日三餐粗茶淡饭，到了晚上，就开始打坐默念《金刚经》。

    虽然时代变迁，社会风气发生了巨大变化，但陈六公却一直信奉着自己的传统价值观，独守着自己的精神家园。比如，每逢生日，哪怕是七十、八十大寿，他从不准儿女为他举办生日宴会，自己也从不参加任何人的生日庆典。他认为，生日是“母难日”，没有什么可庆贺的。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村子的农田大都改为菜园了。为了方便种菜，村民们一度把大量城市垃圾倾倒进稻田，以垫高农田，防止水浸泡蔬菜不利于生长。陈六公对此大为不满，见人就愤诉：“过去种菜浇大粪，还要先把粪沤熟，杀死寄生虫，不让人吃了生病。现在这些王八崽子不讲良心，在乌七八糟的垃圾上种菜，人吃了不短命才怪呢！”

    随着我家长辈的一个个离世，我对陈六公越发亲近，心里已把他当作自己的长辈，乐意力所能及为他尽些孝道。六公每天诵读的是手抄本《金刚经》，我就托人从香港买了一本大字本的送他，他高兴极了。可是，第二天，他一脸疑惑地对我说：“你这个《金刚经》，跟我读的《金刚经》为什么不一样呢？”

    我查看了一下，原来他的手抄本《金刚经》上有很多错别字。于是，他让我带着他试读了一遍大字本的，由于他早就把手抄本的背得滚瓜烂熟，跟着我读大字本时，就显得磕磕绊绊，特别拗口。我看他改起来很难，就安慰说：“这是香港的《金刚经》，您抄的可能是印度传来的，兴许更正宗。您还是按原来的念吧！菩萨听惯了，改了反而不好。”他觉得我说得有理，就接受了。

    陈六公活到98岁，无疾而终，是我们乡里活到岁数最大的一个。办丧事那天，来吊唁的有一千多人，也是村里历次丧礼中人数最多的。遗憾的是，我当时正在国外，未能赶回来送他最后一程，至今引为憾事。

    少年不识愁滋味，识尽愁苦已白头。

    （作者为长沙市退休耄耋老人，探过矿，教过书，经过商，著有《活好》《活明白》《筑梦人生》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