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苑视点

    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否拥有科学精神的独特气质？很遗憾，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匮乏的要素。对此，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李侠近日在《学习时报》撰文指出：科学精神的实质就是批判性精神。科学精神的浓度决定着着一种文化的活力与创造性，同时，科学精神也是避免文化退化并保持进步性的重要力量。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科学精神所具有的生产性功能。

    偶读竺可桢先生95年前的《科学的精神》演讲，竺先生从近代科技史的视角探讨了西方科技起飞与科学精神之间的关系，由此得出结论：所谓科学精神，就是用科学方法来求出真理，真理求出之后，就必须宣传拥护，虽牺牲生命财产，亦所不惜，并进而指出：科学方法是我国向来没有的，科学精神是我国一向所有的。

    那么，当下如何看待科学精神呢？不妨换个角度来重新审视科学精神的结构问题。科学以及与之相关的科学精神在中国仍然是年轻的事业。竺可桢先生的科学精神定义可以用公式简单表达如下：科学精神=科学方法+捍卫（勇气）。坦率地说，竺可桢先生对于科学精神的定义是不充分的。按照当下的理解，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工具）+批判精神（精神气质）。换言之，科学精神的实质在于用批判性精神驾驭科学工具，从而获得真理。因此，批判性才是科学精神的实质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良知的门槛远远低于批判性的门槛。

    科学精神是一种文化的灵魂。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内在具有的批判性精神特质可以最大限度上打破文化固有的僵化、封闭、退化与保守性发展趋势，从而使文化整体上处于一种远离平衡态的进化状态。因而，能在平衡与非平衡的转换中总是处于一种开放与进取态势，这恰恰是文化进化的内在动力源头之所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早已证明：任何一种文化一旦过于成熟，就会趋于保守，并逐渐陷入文化惰性的陷阱，而这种惰性在社会群体中的表现就是普遍性的认知偏见与无反思的墨守成规。久而久之，任何创新性要素在这种文化氛围内都无法生存，由此文化就陷入一种退化状态。

    科学精神恰恰是一种文化保持活力的最重要精神特质，这也就是当下我们大力倡导科学精神的目的所在。基于科学精神的这种生产性功能，我们提出一个命题：科学精神浓度高的区域，其文化更具有活力，受此文化熏陶的群体也更具有创新精神，反之亦然。提升区域科学精神浓度的最有效途径就是提高科学精神在区域内的普及度，而提高科学精神普及度的最有效方法就是改造传统文化，使之从封闭与退化状态转变为开放与进化状态，毕竟群体的生活一刻也离不开文化的支撑。

    在全球化时代，一种文化或文明能否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取决于该文化在竞争中是否具有比较优势，这种优势体现在文化的生产力与正确决策的概率上，文化中科学精神浓度高的文明将得以存在，那些退化的文明终将被淘汰。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造传统文化对于中国当下具有前所未有的紧迫性，如果我们不想被淘汰的话，增加科学精神在文化中的浓度就是一条重要举措。文明的潮起潮落与更迭，终究是科学精神浓度变化的结果。

    科学精神的普及与浓度的提高都需要文化受众的接受。对于微观层面的个体而言，增加科学精神的浓度有什么益处呢？一句话，可以降低上当、受骗的概率，提高个体正确决策的能力，并使自己在竞争中更具活力和开阔的视野。试想这些年为何伪科学、迷信、假药、传销等能在中国大行其道，究其原因就在于普通民众观念中缺少科学精神的成分与训练，造成群体普遍的认知门槛过低的巨婴症现象，导致盲信、盲从等现象时有发生。从这个意义上说，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对于任何个体而言，都是难得的人生修炼。苏格拉底曾说：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我希望这个审视是通过每个人观念中的科学精神之眼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