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志澄

    我出生于抗日烽火之中，成长在红旗下，受到抗美援朝战争的影响，航空专业成为我决心报考的专业。1953年我考入北京航空学院（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机系，在这里接受了良好的教育。1958年大学毕业以后，我被分配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工作，在这里我有幸遇见了许多老一辈航天科学家，如钱学森、任新民、屠守锷和庄逢甘等。在与他们的近距离接触中，我发现他们身上有着共同的品德，那就是爱国、奉献、求真和创新。他们的言传身教，成为我一生中最宝贵的财富。

    2022年12月15日，是我国洲际导弹总设计师屠守锷先生逝世10周年，我们来说说他的故事。

    屠守锷在1917年12月5日出生于浙江省湖州市，194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航空系。1943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硕士学位。硕士毕业之后，屠守锷应聘成为美国布法罗寇蒂斯飞机制造厂的一名工程师，负责飞机强度分析。1945年，抗战胜利后的祖国百废待兴。当时屠守锷归心似箭，立即辞去了工作，从布法罗横穿北美大陆，历时40余天，到达西海岸的旧金山，由于没有客轮，他只好搭乘开往青岛的运兵船，回到了祖国。1946年2月他到西南联合大学航空工程系任副教授，1947年晋升为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清华大学航空系教授，北京航空学院教授、飞机系主任和教务长等职。

    1957年2月，正当壮年的屠守锷应聂荣臻元帅之邀，跨进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大门。从此，他的命运就与中国导弹和航天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过去他长期从事飞机专业，“为啥改行搞导弹？国家需要啊！”他掷地有声的话，至今仍回荡在后辈的耳边。从1957年到1980年，屠守锷一直奋斗在我国导弹事业的第一线。1980年5月18日，作为中国第一枚远程导弹的总设计师，他在“可以发射”的鉴定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与此同时，屠守锷还担任了“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的总设计师。1975年11月，由远程导弹改进而成的“长征二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了我国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使我国的运载火箭开始进入实用阶段。根据发射不同卫星的需要，屠守锷又领导了“长征二号”运载火箭技术状态的适应性修改，研制成功了“长征二号C”运载火箭。后来又在这个火箭的基础上捆绑助推器，研制成功“长征二号E”运载火箭，即“长二捆”火箭。进一步，又研制成功了“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也就是发射神舟飞船的“神箭”。

    在航天界，人称“屠老总”的屠守锷是出了名的不服输。他对自己心爱的事业，非常执著而坚定。1960年，由于国际环境的变化，中国导弹研制一时面临困境。对此，他只有一句话：“人家能做到的，不信我们做不到。” 1962年，他接手主持设计我国第一枚中近程导弹。此前，该型导弹首飞遇挫。“关键是要吸取教训，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得更好！”他迎难而上，带领科研人员走出失败的阴影，在两年后实现了该型导弹连续8次试飞成功。

    1966年，他带领团队开始一种新型号导弹的研制。当时，屠守锷在排查问题时，发现少了一颗极小的圆珠。由于怕这颗珠子掉在导弹壳体里，屠守锷带头趴在地上寻找，直到找到珠子为止。百天的测试，让他累到便血。

    在人们的眼中，“屠老总”是一位典型的“学究”，性格耿直，从不在乎所谓的“人际关系”。不熟悉他的后辈，往往心生敬畏。但相处日久，便能感受到他对后辈的热情。研制“长二捆”时上级决定由新一辈来担纲，屠守锷转为高级顾问。“这些年轻人经过多年磨练，长期在一线实践，是完全值得信赖的！”话虽很短，却让后辈十分暖心。

    “屠老总”是我在北京航空学院飞机系读书时候的系主任。后来，在工作中，我又在许多场合，多次听过他的教导。在北京航空学院学习时，有一件事情让我终身难忘。那就是大学一年级第一学期的高等数学考试。当时北京航空学院采用的是从苏联学来的口试，但对于数学题还是允许在纸上列出所有的演算，然后向老师口述。考试结束后，老师只给了我3分，就是及格。但是当我走出考场，仔细看我写在纸上的答案，却发现我的答案是完全正确的。于是我找到“屠老总”，向他反映情况。“屠老总”仔细看了我的考卷，回答我说：“你的答案是正确的。”于是在我的记分册上，将我的评分改成了优秀，即5分，并盖上了他的名章。

    1987年10月，我在巴黎的一家旅馆里巧遇了“屠老总”，他说他要在两天后去英国参加国际宇航联合会的会议，后天要在巴黎转机。第二天正值周末，我陪他去巴黎市区逛了逛，并一起去巴黎附近的凡尔赛宫游览。在去凡尔赛宫的路上，我向他讲述了大学一年级的那次数学考试。我说：“假若不是你当系主任的话，那肯定改不了那次数学考试的结果。”

    锷为剑之刃，守锷就是铸剑和掌剑之人。洲际导弹是护卫我们祖国的长剑，屠守锷就是强国路上的铸剑人，长征路上的领跑人。作为他的学生和跟跑者，要永远学习“屠老总”铸剑和掌剑时的那份执着和坚定。

    （作者系空气动力学专家、航天技术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