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07月14日 星期三
“两弹一星”铸就中华民族精神脊梁

    ◎本报记者 何 亮

    没有低温实验室,就借用海军的冷库;没有先进的计算机,就用手摇计算器算、一笔笔地记……1970年,经过一项项攻关、一次次实验,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东方红》旋律响彻太空。

    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包括“东方红一号”在内的“两弹一星”的成功研制,让新中国抢占了科技制高点,创造出非凡的科学奇迹,由此形成的“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成为永恒的精神财富,共同铸就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

    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当初怀着“科学救国”梦想远渡重洋、学有所成的科学家闻之振奋,毅然冲破重重阻挠、克服种种困难,义无反顾地回到祖国,投身经济、文化和国防等方面的建设。

    “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成为时代最强音。

    据统计,在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有近20位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从国外归来的。钱学森、邓稼先、钱三强是典型代表。为了回国,钱学森隐忍负重5年,历尽波折,最终于1955年踏上回国的旅途。他曾满怀深情地说:“科学没有国界,可是,科学家有祖国。”钱学森的归来让中国“两弹一星”研究进程显著提速。

    “两弹一星”事业是辉煌的,又是神秘的。它的神秘,需要用无私的精神支撑,用奉献的精神坚守。

    1960年6月,后被授予“两弹一星”元勋称号的陈能宽突然接到通知:调入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从此,他在并不熟悉的爆轰物理领域,近乎白手起家,参加我国核武器研究,隐姓埋名长达1/4个世纪。

    1967年7月,正趴在一张火箭图纸上冥思苦想的孙家栋接到指令,被调去负责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总体设计工作。从少年时梦想修大桥,到前往苏联学习航空发动机专业,从回国之初研制导弹,到与卫星结下不解之缘,后来被授予“两弹一星”元勋称号的孙家栋人生几经转折,如今还在为中国航天事业奋斗。

    除了这些著名科学家,更多是成千上万的普通建设者,他们来自五湖四海,怀着舍家为国的共同心愿,把热血和汗水洒在茫茫戈壁上,洒在新中国国防事业的发展道路上。

    面对严峻形势,中国人造出核盾牌

    “两弹一星”事业是新中国在内有困难、外有压力下,独立自主从零起步的。

    北京第六研究所(现中核集团核工业北京化工冶金研究院)靠一股自力更生的干劲,硬拼无数个日日夜夜,建成了二氧化铀简法生产厂。到1962年底,这个名字里既没有“矿”也不带“厂”的单位,提供了吨量级的高纯度二氧化铀和四氟化铀,加速了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进程。

    在研制“两弹一星”的征程中,探索者们凭借最基本的物理学原理,用一张书桌、一把计算尺、一块黑板、一颗火热的心、一个不知疲倦的大脑日复一日进行计算,科学奇迹终于诞生。

    1964年10月16日,我国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成为继美、苏、英、法之后,第五个拥有原子弹的国家。

    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从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到氢弹爆炸成功,我国仅用时26个月,创下了全世界最短的研究周期纪录。这对超级大国的核讹诈、核威胁是一记漂亮的反击。

    在此期间,1966年,我国成功进行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地导弹飞行爆炸。

    1970年4月24日,历经艰难攻关,我国首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被送上了天,打破了西方大国对航天技术的垄断,大大提高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威望,为国人树立起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1999年,《纽约时报》以3个版面刊出特稿:中国是凭本事还是间谍来突破核武器发展?

    当时接受记者采访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于敏指着报道说:“这句话说对了,重要的是‘自力更生’,我国在核武器研制方面一开始定的方针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集中力量、形成拳头,重点工程重点突破

    1982年,彭桓武和十名科学家获得了原子弹、氢弹研究中的数学物理问题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按照国家规定,这项奖章应该授予名单中排名第一的获奖者。

    后来被授予“两弹一星”元勋称号的彭桓武排名第一,却坚决拒绝将奖章归于个人,提议由单位保存,献给为核武事业贡献过力量的每一个人,并提笔写下14个字:“集体、集体、集集体;日新、日新、日日新。”

    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曾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两弹一星”事业的成功,除了优良的学风,老一辈科学家扎实的功底,还有整个团队的勤奋拼搏。

    据统计,全国先后有26个部(院),20个省区市包括1000多家工厂、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参加攻关会战。原子弹研制中的“九次计算”“草原大会战”,氢弹原理突破中的“群众大讨论”“上海百日攻坚战”等,都是集体攻关、团结协作的结果,都是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充分体现和成功实践。

    正是靠着强有力的组织系统,“东方红一号”发射时,国家动用了当时全国近60%的通信线路,从试验场区到各个观察测控站,仅守卫通信线路的群众就多达60万人。

    时至今日,50多年过去了,“东方红一号”研制攻关过程中凝练出的精神财富,构成了我国“两弹一星”精神和航天传统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激励着一代代中国航天人奋勇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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