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 历

本报记者 高 博

    “我们这代人，生活比较坎坷，选择个人道路的余地不是很大，但是，读了点书，学了点东西，能干点对国家有帮助的事，就会觉得很高兴。”

    1992年深秋，在中国未来大型计算机的第一次方案讨论会上，预研小组已经将目标提高到500亿次，与会代表认为虽然有技术困难，但基本可行。就在波澜不惊的讨论即将结束时，主持会议的领导突然提出：直接上千亿级，是否可行？

    与会者纷纷反对，老将金怡濂却认为中国具备这个能力，他自称“绝对的少数派”。经过几轮论证后，直接制造千亿次级机的方案确定，60多岁的金怡濂成为“神威”的总设计师。

    1929年9月，金怡濂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是留学美国的工程师，母亲是家学渊源的大家闺秀。虽然时代动荡，但父亲金奎始终没有失去信心。他以詹天佑、茅以升等人为例来教育孩子：“中国虽暂时穷困，但中国人非常聪明，只要下功夫、肯努力，开动脑筋，外国人能办到的，中国人也一定能做到。”金怡濂称，父亲的话长久地留在他的脑海中。

    金怡濂大学毕业后，服从国家分配，被派到上海的中国电话公司工作。此后他赢得机会，去往苏联科学院精密机械与计算技术研究所进修，并在那里见到了当时先进的每秒2万次的计算机。从苏联留学回来，他就参加了中国第一台大型计算机104机的研制。

    1963年，金怡濂随研究所转移到西南山区，一待20年；1970年代，他将中国的计算纪录提高到350万次每秒。此后，他成了大型机研发领域的“领头羊”。

    1978年3月，参加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的金怡濂，意识到科学的春天来了。一个多月后，金怡濂等5名专家赴美国和日本考察，并清醒地认识到了中国的差距。

    邓小平表示，中国要搞四个现代化，不能没有巨型机。此后，905工程亿次机的研制很快提上了日程。金怡濂领导大家将中国纪录刷新为每秒1亿次。1985年，金怡濂主持研制10亿次主机的方案时，意识到闭门造车是跟不上潮流的，必须与国际接轨。他决定新机型使用国际通用的32位处理器芯片，向大规模并行计算机发展。10亿次主机的成功也决定了后来的发展方向。

    1992年，对力排众议的金怡濂是至为关键的一年，1000亿次是一个具有分水岭意义的指标，他在这台机器上尝试了设想的“分布共享存储”方案：每个处理器旁设一个存储器，数据就近存取、缩短时间。他还决定加上平面格栅网的互联技术。这种结构几年后在国际上流行起来，证明了金怡濂的远见。

    1993年起，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田纳西大学和德国曼海姆大学每年进行两次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评比，迅速成为行业风向标。金怡濂提出，“神威”出机时要能在Top500榜上有名。为了这个目标，他先后多次调整“神威”的方案，提高关键的技术指标。当“神威”进入整机调试阶段，金怡濂再次大踏步前进，将“神威”速度从每秒1000亿次一举提高到3000亿次。

    1996年9月下旬，“神威”出机。测试结果显示，“神威”的峰值运算速度达到了每秒3120亿浮点结果，完美！金怡濂接着在2001年推出“神威Ⅱ”，达到每秒13.1万亿次，打破了美日对Top500前列的垄断。

    2003年2月，金怡濂在第三届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获得最高科学技术奖，这是对他一生事业的最高表彰。

    “我们这代人，生活比较坎坷，选择个人道路的余地不是很大，但是，读了点书，学了点东西，能干点对国家有帮助的事，就会觉得很高兴。”金怡濂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