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01日 星期五
谌亚选:烽火岁月里的跨界人生

桂下漫笔

胡一峰

    前段时间,有缘淘到一位老清华人的几份史料,让我读到了一段耐人思考的人生。

    史料的主人名叫谌亚选。我收藏的史料中,有一份他手写的简历。他把自己的一生以“参加革命”为界标分为前后两段。前一段,“清华大学肄业,学物理,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的一些工作”,“于1938年经重庆新华日报介绍去延安”。后一段,在陕北公学分校、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其中有一句格外引人注目:“在鲁艺时,参加过洗星海所有在延安的作品的演出活动”,暗示着音乐构成了谌亚选延安生涯的主旋律。

    谌亚选是南昌人,1934年考入清华,和他同级入学的,有历史学家何炳棣,还有后来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姚依林。

    彼时,日军侵我东三省,狼视华北,山河变色。朱自清先生为本年入学的新生所写“级歌”,便有“举步荆榛,极目烟尘,请君看此好河山。薄冰深渊,持危扶颠,吾侪相勉为其难”之句。身逢乱世的谌亚选们,本应在1938年毕业,但1937年清华就南迁了。这一级清华人中多有中途肄业、投笔从戎者,谌亚选应该就在这股从军大潮中离开学校,去了延安。在延安期间,他和化学家陈康白、屈伯川等人一起筹建延安自然科学院。1940年9月1日,自然科学院正式开学,设大学部、预科和补习班,谌亚选在物理系任教。谌亚选的物理教得怎么样,我没有看到具体的记载。但据学生回忆,这位老师经常教他们音乐,还指挥他们唱整部的《黄河大合唱》和一些苏联歌曲。

    实际上,物理老师谌亚选最热爱的事业正是音乐。1939年前后,经过陕公分校短期学习,他转入了鲁艺音乐系四班当了学员,毕业后,又被后来担任中国音协第一届主席的吕骥相中,与梁寒光、李凌等一起进入高级班继续深造。在这里,他们亲炙洗星海等音乐大家,艺术更加长进。

    对于谌亚选来说,这段岁月的意义还在于促使他反思在清华受到的西式音乐教育,影响极为深刻。我藏有一封上世纪80年代谌亚选写给评弹艺术家吴宗锡先生的信。在信中,他自陈,“早年是个洋音乐的盲目崇拜者,后来到了延安,接受了冼星海的音乐教育,……比较注意民族音乐特点和规律的学习”。借鉴西洋音乐,推动民族音乐发展的思路,也成了谌亚选一生的主张。其实,早在1947年,谌亚选就在延安的《解放日报》上发表过《庆祝管弦乐团成立》一文,这也是目前我能找到的他公开发表的最早文字。在文中,谌亚选提出,要采用和接受欧美乐器的发展成果,把中国的民歌变成生动有力的管弦乐曲,使之更适合群众的需要。

    写作这篇文章,又与谌亚选在延安的另一次音乐际遇有关。1946年,中央管弦乐团在延安杨家岭正式成立。乐团团长贺绿汀,管乐队队长即谌亚选。

    不过,命运永远不是一条直线,在革命与战争的年代,尤其如此。谌亚选的延安岁月也并非全是音符,还有一段与他的本行物理有关的插曲。1946年前后,他被调去协助清华学长张乃召创建中共历史上第一个气象台——八路军总部延安气象台。当时,组织上把谌亚选是作为专业人才选调来协助张乃召工作,因为他懂得电工学和无线电技术,便于气象台更好地掌握无线电测风和无线电探空设备,而这些设备在当时都属于先进的气象探测设备。同时,谌亚选还负责给气象台的工作人员讲授物理和无线电课程,以提高他们的理论水平。不过,谌亚选很快又回到了音乐的轨道上。50年代以后,他先后在北京人艺、中央音乐学院音工团、中国音协等单位供职,尤其在冼星海研究方面厥功甚伟。1984年7月,眼疾严重,离去世不足半年时光的谌亚选仍在呼吁有计划地整理与上演冼星海的作品……

    谌亚选已于30多年前作古。这位教音乐的物理老师,他的故事,连同我收集的这一堆发黄的纸张,以及更多相信早已散失不存的纸张,都已成了历史。何兆武先生在约莫二十多年前的一篇文章里说,通常我们所说的“历史”,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过去发生的事件,一是对过去事件的理解和叙述。前者是历史,后者是历史学。人们爱把历史比作舞台,如果沿用这个比方,历史学就好比一束追光。大部分时候,追光打在了舞台最重要的地方,但有的时候又是追光的存在,才让它照射的地方显得重要。因了这个缘故,历史追光之外的世界,其实也有许多精彩的故事。应该说,在人才济济的清华校友中,谌亚选的名字并不显赫。不过,当我们的眼睛不被追光迷惑,许多丰富的人生就可能浮现在眼前,而且,一个故事可以带出另一个故事,一段人生也会牵出另一段人生。世界也将因此而丰盈起来,连同我们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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