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群人，广袤的田地是他们的“实验室”，在“田格”里，他们用勤劳和智慧书写着现代农业的崭新篇章。

    他们在科研关键点上发力，一次次关键技术的突破，给都市带来了优质安全的农产品。企业把他们当作手握优质资源的“点金手”，农民视他们为可以信赖的“老朋友”。

    改善产品结构、延伸产业链条、拓展农业功能，不断实现技术、品种、产品、装备的创新，支撑产业发展……他们就是北京农林科学院（以下简称北京农科院）着力培养和引进的创新创业人才和创新创业团队。

    赵同科：任重道远，以毅建功

    “作为农民的儿子，保护土壤，解决农业环境污染问题，造福子孙后代是我坚定不移的追求，不论多苦，我都觉得值。”赵同科用对农科事业的热诚，扎根生产一线，守望着广袤大地。在30多年的土壤肥料与农业环境保护研究工作中，他始终怀有一颗赤诚之心，无怨无悔地投身于农科报国的漫漫人生路。

    “在人口增长、耕地减少的大背景下，解决粮食问题的有效办法仍然是千方百计提高粮食产量。我国土壤在耕作强度、复种指数、利用效率等方面是全世界最高的。但国情不允许我们一味的像土地资源丰富的国家一样，让土壤进行休养生息”。

    年轻时，为了给土壤“问诊”，赵同科整天扎在农田里。

    如今，虽已年过半百，赵同科依然不改守望土壤的初心，像年轻那会儿一样，经常进到田地里，看看这块土壤属于哪一级，哪块土壤是不是有点“肥胖”，哪一块是不是“瘦”了点。

    “土壤中的变化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和土壤打了半辈子交道的赵同科，心里牵挂的全是土地和农民，“咱们国家的农民，恐怕十个里面有九个不知道自己施到田地的肥料有一半以上损失掉了。作为科研人员，要想出最好的办法来帮助农民实现高产、高效、优质、环境友好。既要有效保护环境，又要让农民增收，这是方向，更是责任。”赵同科一直呼吁要采取综合技术和行政措施来防治土壤污染。

    “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但营养物质污染不是真正的污染，而是放错了地方的有价值的资源。所以我们一直在努力研制新型缓释控释肥料，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养分平衡技术、优化施肥方法等一系列措施，使进入土壤环境中的营养物质与植物的吸收利用保持一个合理的比例，减少过量施肥。加强粪便的无害化处理，加大特有功能性肥料的研发，推广无肥栽培技术”。

    身兼北京农科院植物营养与资源研究所所长的赵同科行政工作相当繁杂，但他仍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科研上。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翻开这些年赵同科主持的课题，有一种厚实的感觉。

    作为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农业资源与环境研究团队”首席科学家，赵同科先后主持国家、省（部、市）科技项目和自然科学基金60多个，发表论文百余篇。研究成果在京、沪、津、渝、藏、新23个省市自治区得到推广应用，建立示范基地35个，技术集成示范区55个，应用面积7000多万亩。

    赵同科主持编制申报执行“十三五”国家重点科技计划“京津冀设施农业面源和重金属污染防控技术示范”项目，联合22家京津冀科研单位，针对京津冀地区设施农业土壤氮磷淋失风险高，土壤重金属富集，尾菜等农业废弃物处置不当等问题，选择典型设施农田，集成农田氮磷淋溶阻控、重金属污染农田修复、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等技术及装备，提高水、肥利用率，减少氮磷淋失、降低重金属累积，实现京津冀设施农业面源和重金属污染农田有效防治、农业生态环境和农产品质量有效提升的目标。

    少私厚道，以朴修身，这是农科专家一以贯之的务实作风。赵同科以质朴的工作态度躬耕在土肥改善事业上，让现代农业科技的种子生根发芽。

    燕继晔：刚心锐志，以勇求进

    “果树经济价值高，市场需求大，但是现在国内专注葡萄病害科研的团队还是比较少。”作为北京农科院的80后所长，燕继晔始终念念不忘的还是葡萄。

    2009年，他们团队最早诊断和定名了我国葡萄上的一种新病害——葡萄溃疡病，终止了我国多年来对葡萄转色成熟期的掉粒落果现象是真菌病害还是生理问题的争论。

    “国内一些葡萄产区严重缺乏专业人员，果农要想获得相关的高效植保技术支持非常困难。”为此，在深入挖掘不同葡萄病害发生规律和机理的基础上，燕继晔和同事们又开始致力于搭建葡萄病害发生的预测预警和防控信息化平台——“葡萄医生”APP。

    “我们就是想免费的提供病样诊断、病害防护的技术内容，让科研技术能真正垂直下到有需要的地方。这个软件一旦推广应用，产区的技术人员输入当地的相关数据，就可以了解当地葡萄病害的可能发生情况，获得恰当的病害预防措施指导。”积少成多，逐步推进，燕继晔期待着，未来中国葡萄园中的病害防控水平逐渐提高。

    “刚开始学农的时候，老师天天教育我们要‘学农爱农’，那时候听不进去，一心还想转专业。” 燕继晔说，但随着对农业的了解越深，特别是看到农民因为农业病虫害颗粒无收，学农为农成为他矢志不渝的追求和目标。

    “农业科研确实是一个比较艰苦的行业，想出成果真的很难。”但燕继晔坦言，他的心态特别好，“自己就踏实做，出就出，不出也无所谓。”

    2011年，燕继晔获得了到美国康奈尔大学进修的机会。借此机会，他为北京的葡萄植保技术搭起了一个“走出去”的平台——不仅与康奈尔大学建立了葡萄病害联合研究实验室，还与泰国、加拿大等地的研究机构建立了合作研究机制。

    “这个平台给了我们团队年轻学者一些很好的机会，帮助我们在国际有了对外的展示窗口。”慢慢地，燕继晔带领着二十几个人的团队走上国际舞台，他本人已成长为国际葡萄枝干病害专业委员会的委员，“我们不敢说自己做的多好，但是现在已经有些国际专家把我们当作竞争对手了。”

    身为年轻的管理者，燕继晔不仅视野广，而且思路活。

    “我们国家现在科研进步非常快，年轻人创新思想最活跃，我认为应该把他们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刚来所里时时任所长让我担任所青年学术委员会的负责人，收获很大。”2016年，燕继晔成为所长后，把老所长搭建的青年学术委员会往前推了一步，正式化管理，成立了正规化的青年学术委员会。

    说是“正式化管理”，形式却活泼多样。“委员会面向青年人，他们在这里可以讲自己读博士、出国留学的经历，也可以组建各种兴趣学习班，或者看电影、读书，他们有需求，我们就请国内国外的专家过来教授经验，我就想让他们最大限度地把自身的才能发挥出来，更加积极主动的参与到研究所的科技创新和管理中来。”燕继晔说。

    燕继晔认为，科学进步是解决农民生产实际问题的最好手段，他也在坚守和践行，带领着团队，用真朴的作风让现代农业科技的种子生根发芽。

    刘月焕：以诚为本，永怀初心

    一提起刘月焕，北京门头沟区淤白村的养殖户王海就会竖起大拇指。原来2016年3月下旬，王海打电话向刘月焕反映他家的柴鸡集体病死亡的情况，刘月焕二话不说，马上上门了解情况，经过对死亡蛋鸡的剖检，发现死鸡的输尿管内、心外膜、肝脏表面充满灰白色尿酸盐，因此确诊该鸡场蛋鸡得了痛风病。

    为何如此准确？刘月焕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带记者进入了他们的实验室。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数幅猪、鸡和鸽等动物患病时的大照片，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接着会看到一个又一个小玻璃瓶，里面浸泡了各种猪的脏器标本。“一个瓶子代表一头猪，或一个猪场，这些都是养殖户或养殖场在遇到疑难杂症后送到我们这的。”

    在很多人眼里，兽医就是拿个一尺长的粗针筒给牛马打针的工作。可在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动物疾病研究室主任刘月焕看来，兽医病理剖检和诊断工作类似法医工作。

    “一张病理组织切片就像一个历史故事，通过这张切片的细胞或组织病变就能推断出器官或组织发生了什么事。同一动物的不同组织和器官制备的多张病理组织切片就会分析出动物生前发生疾病的原因。比如，怎么感染的，机体是如何做斗争的，是怎么恢复的，又是怎么死亡的。”在刘月焕看来，尽管有时一张片子要看四五个小时，甚至通过查阅文献资料和同行交流后才能找出异常，但却是一种享受。

    “病理组织切片的制备需要工匠精神，从样本采集、固定、修块和二次固定、包埋等系列的步骤，到制备出清晰和2微米左右的一张病理组织切片对实验室和做片人的要求很高，在甲醛和二甲苯等化学试剂气味的环境中重复工作是枯燥的，而且每次配液都需要过滤和调整pH值等工作才能最后得到这个致命病菌的病理切片。这些相当于各类动物病菌的身份信息库。”刘月焕指着实验室里保存着的近万张病理切片对记者说。

    除此之外，这里还储存着数百个大大小小的玻璃瓶，每个玻璃瓶里都装有一份动物病理组织标本。在进行动物疾病诊断工作的同时，刘月焕目前主要从事动物流感、鸽病和鸭坦布苏病毒病的流行病学、病原学、致病机制、诊断试剂和疫苗的研究。

    这些在记者眼里毫无用处的瓶瓶罐罐，在刘月焕看来可都是宝贝，“这些标本带有病菌的表象特征，对照着它们就基本能判断出动物的病、死原因了。之前研究室搬过一次家，这些标本被不知情的搬家人员扔掉了不少呢！”刘月焕说着面露惋惜之情。

    刘月焕特别重视研究创新，也总是在不断地追求创新。别人的朋友圈里都是吃喝玩乐，刘月焕的微信群里经常都是与研究室人员和养殖场各地研究员交流实验进展的内容。然而创新又谈何容易，每当遇到研究瓶颈，他总是提醒自己要保持一颗平常心。也正是靠着这颗不骄不躁的平常心，刘月焕领导的研究团队做出了一系列卓越的研究成果。刘月焕团队和瑞普（保定）生物药业有限公司合作研制成功的鸭坦布苏病毒病灭活疫苗（HB株）成为科研单位、动物疫苗生产企业和养殖企业发挥各自优势，为行业成功解决问题的案例。

    草原的雄鹰经常盘旋于空中伺机而动，以求一击命中。草原的儿子刘月焕，甘心十年磨一剑，相信总有一天，他会如夏花般绚丽绽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