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生只干了航天这一件事。”两弹一星元勋之一任新民曾说道。

    年轻时，他跟随钱学森开展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筹建工作，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开创者之一。

    晚年，百岁高龄的他仍牵挂着我国新一代运载火箭的研制。有人去看望时，他总要问：“‘长五’什么时候打？”

    2017年2月12日，102岁的任新民走完了自己的“航天人生”。

    中国放卫星的人

    1956年，归国不久的钱学森开始筹建我国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组建团队时，他邀请了与自己经历相似、一见如故的任新民。是年8月，任新民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调任北京，从此，他的人生与中国航天事业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1958年1月，我国开始了P-2导弹的仿制工作。该工作的核心之一液体火箭发动机，被称为导弹的“心脏”。任新民带领团队挑起了这项重任。他们先后克服了材料、工艺、设备、推进剂等难题，掌握了相关技术，力助我国首枚导弹东风一号发射成功。

    在中近程导弹自行设计工作中，任新民担任型号副总设计师，主管发动机研制工作。面对苏联专家撤离、国内经济困难等状况，他和同事没有低头，实现了我国首台自行研制液体火箭发动机的试车成功。

    接下来，任新民马不停蹄，投入一个个全新型号。我国仅用10年时间，拥有了完全独立知识产权的中程导弹。

    在研制导弹的同时，任新民也担任着我国首枚运载火箭长征一号的型号负责人。1970年4月24日，我国用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成功将东方红一号卫星送入太空，拉开了中国航天活动的序幕。任新民、钱学森等研制人员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周恩来总理称他们是“中国放卫星的人”。

    航天总师第一人

    1975年，60岁的任新民被任命为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专门负责运载火箭、卫星的研制和发射工作。这一年，他连续组织了三颗卫星的发射，尤其是用长征二号运载火箭首次成功发射和回收了我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使中国成为继美苏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掌握返回式卫星技术的国家。

    同在这一年，我国331工程（卫星通信工程）上马。该工程的实施，是中国航天技术从试验走向应用的重要标志。值得一提的是，在此之前我国航天科研领域只有“技术负责人”，该工程为了加快研制工作，创造性地设立了“工程总设计师”。作为最合适的人选，任新民成为中国航天首位总师，全面负责五大系统工作。

    331工程中，五大系统都有极具挑战的课题，长征三号运载火箭第三级系统是最难啃的“硬骨头”。当时，第三级火箭是采用偏二甲肼和四氧化二氮常规推进剂，还是采用液氢和液氧低温高能推进剂，争议很大。任新民据理力争，最终确立了技术难度大但运载能力更强的氢氧推进剂方案，为此后长征三号火箭的辉煌奠定了基础。

    1984年4月8日，改进后的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东方红二号试验通信卫星，标志着我国具备发射地球同步轨道卫星的能力，并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掌握火箭氢氧发动机技术的国家。同时测控技术得到大幅提升，卫星通信技术也迈向世界水平。从1986年至1990年，我国又研制并发射了5颗通信卫星，为电视、广播、电教、通信、数据库等提供了有效服务。

    此外，任新民还被任命为风云一号气象卫星工程、新型返回式遥感卫星工程、发射外国卫星工程等五大工程的总设计师，被誉为中国航天总师第一人。

    “真希望‘长五’早点飞上天”

    上世纪80年代，美国众议院一位委员会主任来华访问时，专门找到任新民问：中国航天准备不准备载人？

    任新民一愣。他意识到，是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了。他开始了对载人航天项目的构想。

    载人航天论证阶段，争论最激烈的是我国应采用载人飞船还是航天飞机，两方专家各持己见。

    最初任新民也倾向航天飞机方案，后来考虑到我国实际情况，他转变了态度。他在会下拜访了那些意见尖锐的专家，希望能尽快达成共识。

    再次开会，任新民说：“载人航天工程马上就要立项了。如果因为我们几个人意见不一致，把事情耽搁了，对不起江东父老。”恳切的讲话打动了参会人员，表决顺利通过。

    1992年9月21日，中央批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研制工作正式开始后，任新民坚持参加各个重要会议。从神舟一号到神舟五号飞船的发射，他都亲临现场。

    2003年10月15日，88岁的任新民再一次来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目睹神舟五号飞船将中国首位航天员杨利伟送上太空。他激动地说：“好啊，好啊，非常好！”

    2014年11月，任新民住进医院。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董事长雷凡培去看望他，并向他汇报了新一代运载火箭在研制过程中取得的最新进展，他很高兴，说：“真希望‘长五’早点飞上天。”

    如今，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已成功首飞，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即将进入全新发展阶段。任新民走时，想必已没有遗憾。

    （科技日报北京2月13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