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操秀英

    转眼，您已离开一个多月。思念还在心头萦绕。

    您知道吗，在您的遗体告别仪式上，前来吊唁的人排了百米长队。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等发来唁电，回顾了您“钟情”一生的事业：研制世界上能量最高的医用加速器、研制我国第一台可向高能发展的加速器、研制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为纪念您在粒子加速器科学技术上的贡献，国际天文学联合会还将一颗小行星命名为“谢家麟星”。而且，今年即将在韩国召开的IPAC（国际粒子加速器大会），首次设立了四个冠名奖项，其中第一项就是“谢家麟奖”。但是我想，相比之下，中科院高能物理所设立的一项青年创新基金“谢家麟基金”更应该让您欣慰。

    人们怀念您，不仅因为您是中国高能物理奠基人,更因为您身上集中体现了那一个时代学者的风范和情怀。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高能所原副所长的张闯记得，1986年，在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已走过设计、预研、部件加工，就剩下最后一个安装时，您找到中科院领导，请求辞去工程经理的职务。“他原本可以等到完工，可谢先生说，自己精力不够了，应该退位让贤，交给年轻人去做。”张闯感叹，“谢先生真是一点不计较名利。”

    在给您整理申报国家科技最高奖的材料时，高能物理所的同事一点点向您确认当时工程的细节，没想到，您满口都是“这个不是我做的，我只提了些意见”“那个是某某做的，你得问他”。

    在高能所这么多年，您似乎从来没学会“人情世故”。有时，看到您在指导学生论文时做了大量工作，学术秘书把“谢家麟”的名字也放在作者之列，您会生气：“对学术界‘搭便车’的陋习，我是十分反对的。”您坚决要求把自己名字划去。

    生前您总说自己“是个幸福的人”，因为您一生都在未知中求索创新并乐在其中，而求索的结果又为您深爱的祖国发挥了“一砖一瓦”的作用。相信在您的感召下，一定会有更多人能成为“幸福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