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04月03日 星期五
如何判断经济体的创新程度
□ 郭铁成

    习近平同志最近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那么如何评价一个经济体的创新程度呢?国内生产总值(GDP)及其核算体系难以胜任,学术界流行的一些创新测度指标体系也不理想。很多测度和评价重科技、轻经济,不能很好反映经济发展。科技投入、产出指标较多,而经济效果指标却很少,甚至没有。还有指标主义的倾向,指标体系庞杂,交叉重复,有的竟多达数百个,其逻辑和内容无法达到最简约束状态。有的评价以名次排序为目标,模糊了经济体创新量级大小的差别,第n名和第n+1名在名次上相连,但两个经济体的创新差异可能不是数量的,而是量级的。

    其实完全没必要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我们认为,有生产率、投入率、排放率三个指标,就足以对经济体的创新程度作出判断。

    先说生产率。创新是科学和技术进入生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科学和技术提高要素的使用效率,推动经济实现大幅增长。一个经济体如果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那么一定具有较高的生产率。因此,判断经济体创新程度的最核心的指标是生产率。理想的生产率指标是全要素生产率(TFP),但该指标自提出至今半个多世纪以来,计算方法尚未统一,且无法从统计中直接获得,尚属于研究性指标。目前,通用、简单、可比且数据易获得的指标是劳均国内生产总值。

    再来说投入率。上文说创新一定能够提高生产率,但反过来,生产率提高却不一定是创新导致的,比如可能由于发现了新的资源,或者由于裁减了劳动力。如果生产率的提高是创新导致的,必然要有创新投入。这就需要导入创新投入率,以约束生产率,把生产率定位在创新上。实际上,创新投入已经反映在生产率中了,导入创新投入率是有重复计算的。但如果避免这个重复计算,就无法知道生产率与创新的联系。这个重复计算,是必要的逻辑代价。

    一般而言,创新投入可分为研发投入与非研发投入两大类。其中,研发经费投入的统计工作在国内外都已有多年的基础,这就是研发经费投入强度指标,或研发投入率指标。

    那么非研发创新投入是什么?它主要包括人力资本和知识产权两项内容。人力资本投入,包括社会公共投入和企业投入等,但目前世界各国都无法全面、有效地统计企业等的人力资本投入,有统计基础的只有公共教育投入,因此我们只有选择社会公共教育投入率,即公共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

    知识产权投入一般包括发明专利、外观设计、实用新型、商标、品牌和版权等,其中,发明专利是最重要的部分,也是国际通用的指标。但发明专利投入费用目前无法统计,只能以发明专利申请量替代。因此,在衡量知识产权投入率时,采用专利强度指标,即每10亿增加值本国居民发明专利申请量。而从创新投入的角度看,申请量较授权量能够更全面反映知识产权投入的情况。

    需要说明的是,当年的创新投入不一定全部反映在当年的增加值中,创新从投入到经济产出存在一个滞后期,或者说创新投入到经济产出的周期要长于一年。一些学者研究了194家中国创新型企业,发现从企业研发投入到发明专利申请的滞后期为1至2年,其中第2年关联性最强,而后相关性降低。因此,放大到经济体,对创新度的计算以三年为周期较为适当。

    最后说排放率。生产率的增长可能是生态友好的,也可能是生态破坏的。如果是生态友好的,必然要通过创新最大限度地控制或减少排放,或者说单位增加值的排放最小化。所谓排放率就是单位增加值的排放量。鉴于当前的统计基础和低碳经济的特点,在可使用的三废排放指标中,二氧化碳排放指标的可采集性、可比较性和可获得性最好,在实际应用中可以把排放率简化为单位增加值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即二氧化碳排放率。

    生产率、投入率、排放率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单独看任何一个指标都只是必要条件,结合在一起就是经济体创新程度。也可以由此合成一个创新度指数。

    有人提出,评价经济体创新,应考虑科技论文指标。我们认为,如果科技论文尚未进入经济过程,那它对经济体创新就没有贡献;而如果科技论文已经进入了经济过程,那它就已经反映在生产率中,以及研发投入中。因此,科技论文虽然是一个科技指标,但在衡量经济体创新程度时,单独列出就是多余的。

    还有人提出,评价经济体创新,必须考虑体制、机制、政策、环境等制度性因素。我们认为,一切创新都与制度性因素有关,但这些因素对创新的影响,最终必然通过创新转化为生产力,体现在生产效果上,因此已经包括在生产率的指标中。不存在制度很好、但生产率很差,或制度很差、但生产率很好的情况。如果在生产率指标之外,再加上体制、机制、政策、环境等制度性指标,不仅交叉反复,而且后者的随意性也比较大。

    以中国为例,根据生产率、投入率、排放率三个指标,我们得到四个判断:

    第一个判断,中国已经由低创新度经济体上升为中创新度经济体。但与高创新度经济体还有量级的差别。

    第二个判断,中国正处在向高创新度经济体起飞的准备阶段。在今后的五年内,中国将开始创新起飞,创新起飞阶段的持续时间估计需要10年以上。创新起飞是后发国家在工业化中后期和中等收入阶段以后,由创新驱动的国民经济高端化过程。

    第三个判断,创新起飞准备阶段的重点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排放产出率。

    第四个判断,启动中国创新起飞的关键是经济体制改革和科技体制改革。

    以上四个判断,也符合质性研究的结论。经过30多年的改革发展,中国创新能力已经实现大幅提升,在个别领域已经处于全球领跑阶段,在航天、深海、大型计算机、高速铁路等领域已经实现重大技术突破;更重要的是,在很多细分市场上,特别是在民用市场上已经出现一些居于全球产业链高端的技术和产品,如陶瓷太阳能系统等。2014年中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占GDP的比值达到2.1%,2013年就已经超过欧盟28个成员国的总体水平。这种情况与中创新度经济体是相称的。当然,中国总体上缺乏原始创新能力,核心技术、关键设备引进为主的格局尚未改变,自主创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又是与创新起飞准备阶段相吻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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