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纪事

    历史学家陈垣在北京教书时，他的三儿子陈约则呆在老家广东。陈垣只能通过书信来督促指导这个儿子。

    一次，陈约告诉父亲，他想学“国学”，但不知从何学起，不知何者该读何者不该读？陈垣教导儿子：“无所谓国学。国学二字太笼统了，不如分为文学、史学、哲学、宗教等等。”

    目标明确了，“从何学起”的困惑便消解了。

    陈约一直呆在老家，向父亲抱怨，家中藏书不丰，读书环境不佳。

    陈垣劝导，读书要根据环境调整目标：“如果家藏书籍丰富的，则宜于博览；如果家中书籍少的，则宜于专精。”既然无力购买大量的书，又没有图书馆可以利用，陈垣建议：“唯一方法是先专精一二种，以备将来之博览。”

    古人云：素其位而行。陈垣告诉儿子，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充分利用环境，“不能因未有书遂停止不学，等有多书乃学。”

    陈垣多次对儿子强调，想成材，“适应环境”非常重要：“一个人最要紧系能够善用自己环境，所谓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不管在甚么境遇中，要尽行利用自己境遇，如遇陆则走马，遇水则行舟，不必对于目前时时不满也。”

    听了父亲的教导，陈约踏踏实实把家中仅有的几部经典啃完，学问见识随之大长。

    1931年，日本悍然挑衅中国，很多青年学生赴南京请愿，要求政府抗日。陈约来信，谓国事蜩醣之际，无心读书。

    陈垣回信批评了儿子：“此次来信说日本事，云读书非其时。然则我辈舍读书外，尚有何可做？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正是吾人向学要诀。”

    为了让儿子接受自己的建议，陈垣以自己为例：“我本来就是一读书之人，于国家无大用处。但各有各人的本份，人人能尽其本份，斯国可以不亡矣。难道真要人人当兵去打仗方是爱国耶？我对国事亦极悲愤，但此等事，非一朝一夕之故，积之甚久，今始爆发。在历史家观来，应该如此，又何怨耶。我不能饮酒，到不高兴时，报亦不愿看，仍唯读我书，读到头目昏花，则作为大醉躺卧而已。”

    年轻人有热血当然是好的，但“无心读书”对国家又有何利？胡适曾对学生说，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是把自己这块材料铸成器。陈垣对儿子这番教导与胡适的话可谓异曲同工。

    陈约学了一段时间的法律，预备当律师，但不久又生厌倦之心，说当律师与自己的性情不合，便向父亲发牢骚，说想改行。

    对此，陈垣提出批评：“合不合，习惯耳，余于医亦然。今不业医，然极得医学之益，非只身体少病而已。近二十年学问，皆用医学方法也。有人谓我懂科学方法，其实我何尝懂科学方法，不过用这些医学方法参用乾嘉诸儒考证方法而已。”

    陈垣知道所谓“性情不合”，是儿子偷懒的借口，于是，对症下药。

    陈约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古文。对学古文，历史大家陈垣当然有很多心得体会，指导儿子自然驾轻就熟：“《论》《孟》《庄》、司马之文皆可背诵，《骚》、陶则纯文学而已，归有光等则浏览足矣。《韩非》《商君书》不可不读（论严谨，韩胜于庄）。其文深刻谨严，于汝学文有益。余生平喜阅雍乾上谕，其文皆深刻入里，法家、考证家均不可不阅也。”

    虽三言两语，却高屋建瓴。儿子因此少走多少弯路。

    年轻人一旦走入社会，当然免不了和人打交道，也会有自己的交际圈。儿子陈约有了职业后，陈垣提醒他交友要慎重：“交友要紧，不交友则孤陋寡闻。但要识人，谁为益友，谁为损友，别择甚难。学问、道德、能力，三者最要。每交一友，必自审曰：此人学问能益我否？此人道德能益我否？此人能力能助我否？能则大善矣。反是则问此人能累我否？害我否？能则大害矣。此择交不可不慎也。”

    子曰：无友不如己者，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为让儿子更好地理解交友重要性，陈垣的分析比孔老夫子细多了。

    当陈约有机会走上讲台后，陈垣一方面为儿子感到高兴，一方面也担心儿子不能胜任教职，就在信中传授了“讲授法”：“讲文，最要紧注意学生听懂否。如有一二人不在心，是学生之过。若见全班都不在心，则必定教者讲得不明白或无兴趣，即须反省，改良教法，务使全班学生翕然为妙。至于批文章，尤要小心。说话宜少，万不可苟且。学生家长自有通人，教习批改不通，易贻人笑柄，必须慎之又慎，不可轻心相掉也……上堂要淡定，改文不可苟且，但不必多改，最要改其错用及错写之字，批改宜少而不苟。”

    为了让儿子能站稳讲台，陈垣不厌其详，面面俱到。其絮絮叨叨的苦口婆心，一如孩子首次出门时家长的千叮咛万嘱咐。

    作为教师，如何避免出错，如何提高自己，如何和学生相处。这些方面，陈垣也把自己的经验全部教给儿子：“《字学举隅》常看，《康熙字典》常检，至紧至紧。《孟子》《论语》宜熟读，文气自畅；曾读过之古文，亦宜常温。此古文也……对学生宜和蔼亲切，多奖励，令其有兴趣。”

    句句是看家本领。所谓“家学”，这就是了。

    当语文教师，得会改作文，对此，陈垣的指导如下：

    “文言目前最要是学改文，如何改法，非下一番工夫不可。最好将《后汉书》与《三国志》同有之传，如董卓、袁绍、袁术、刘表、吕布、张邈、张鲁、臧洪、公孙瓒、陶谦、荀彧、刘焉、刘璋、华佗等十四传，以《三国》为底，与《后汉》对照，看《后汉》如何改作，即可悟作文及改文之法，于自己及教人均大有裨益。”

    为了改好作文，竟然要把《三国》与《后汉》对照，可见陈垣对儿子的要求很严。

    陈约忙于教学，没有时间写文、著书，便以大器晚成的严先生自慰，说：“严先生亦四十一岁始研究《通鉴》，则来日方长。”

    陈垣批评儿子，不可如此自我安慰：“此语又错了。人家引此鼓励你则可，你自己以此为安慰则谬矣。同是一句话，要问是何人说，即此谓也。”

    宽慰别人，是礼貌，是善举；宽慰自己，是懈怠，是逃避。

    由于种种原因，陈垣和自己的儿子相隔万里，聚少离多，但他却通过一封封书信，向儿子灌输读书做人的道理。他给儿子的信内容广泛而具体，有批评有表扬；指点不厌其详，督促饱含热望。可谓用心良苦，“信”细如发。在其教导、督促下，儿子所处环境虽不佳，终历经坎坷，自学成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