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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下漫笔
文·胡一峰
丰子恺先生说,人生是个三层楼,第一层是物质生活,第二层是精神生活,第三层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穿衣吃饭,精神生活是学术文艺,精神生活则是宗教。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满足于住在一楼,追求锦衣玉食、荣华富贵、子孝孙贤。有些人愿意爬到二层看一看,有些人在二楼住下来,专心于研究学问和文艺创作,这些人就是艺术家、知识分子。还有的人对此还不满足,又爬上三楼去,这就是宗教徒,他们把财产子孙视为身外之物,把学问文艺看作暂时的美景,追求做一个“彻底”的人。丰子恺还说,做人好比喝酒,酒量有大有小。文艺大概是花雕,宗教却是高粱。有些人酒量小,喝点花雕就醉了,有些人酒量很大,非要喝高粱才过瘾。他的老师李叔同就是喝高粱、爬高楼的人。
李叔同先生在38岁那年,从人生的二层楼爬上三层楼,出家做和尚去了。那天,他走出浙江省立第一师范校门,接过校工肩上的行李,打开箱子,披上袈裟,穿上草鞋。校工问:李先生,您这是干什么?李答:不是李先生,你看错了。说罢自己挑起行李,飞快地向虎跑寺走。一个多月后,好友夏丏尊到寺里探望,李叔同已是头皮光光的和尚了。夏问:叔同,何时受的剃度?他笑:我已不叫李叔同了,以后该称我弘一法师。
李叔同成了弘一法师,是当时轰动社会的一桩大新闻。我读李叔同或弘一法师的传记和文章,觉得无论出家还是在家,他的人生都很“地道”。少年李叔同过着“地道”的公子哥儿生活,“一腔热血、无处发泄”,青楼妆阁,吟诗听曲,与名妓交往酬唱。26岁负笈东瀛,回国后任教浙一师,成了“地道”的文艺家。夏丏尊说过,自从李叔同到浙一师任教,“图画音乐忽然被重视起来,几乎把全校学生的注意力都牵引过去了。”“只要提起他的名字,全校师生以及工役没人不起敬的”。作为中国第一个西洋画留学生,李叔同倡导传统绘画改良运动和现代版画艺术,率先在国内采用模特儿教学法,自编讲义讲授“西洋美术史”,填补美术教育空白;独力筹办我国第一份音乐刊物《音乐小杂志》,他创作的《送别》,改编了美国作曲家J·P·奥德威的曲子相配,传唱至今;他又发起成立“春柳社”,成为我国近代话剧运动奠基人之一。
李叔同的“艺术人生”结束得有些早。不过,他做和尚也很“地道”。叶圣陶曾和弘一法师共进素斋,深为法师之境界折服。他感叹说,法师的行止笑语,纯任自然,使人永远不能忘怀。而这背后,却是极严谨的持律。但持律到不由“外铄”的程度,给人的感觉全是一片自然。
弘一法师出家却不遁世。1937年,厦门举办全市首届运动会,函请法师编撰会歌。法师本已不写歌词很多年,却爽快地答应下来,出家人写出来的歌词一点儿也不消沉:“健儿身手,各献所长,大家图自强。你看那,外来敌,多么狓猖!……到那时,饮黄龙,为民族争光!”抗战期间,法师手书“殉教”张于室内,作题记曰:为护佛门而舍身命,大义所在,何可辞耶?他还提出“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佛者,觉也。觉了真理,乃能誓舍身命,牺牲一切,勇猛精进,救护国家。”对生灵的悲悯,对邪恶的无畏,对护法的执着,使在家的文艺家李叔同和出家的高僧弘一法师合为一体。
在李叔同那个年代,也有文艺家拿“出家”装清高,甚至为自己的卑劣行径打掩护,周作人就是这样。1934年,弘一法师忙于在南方创办“佛教正养院”,整顿佛界学风。周作人则在北平八道湾十一号筹办自家五十大寿。他以“出家”为戏,写了一首诗。“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老去无端玩骨董,闲来随分种胡麻。旁人若问其中意,且到寒斋吃苦茶。”两天后,他在家摆寿宴,以原韵又写一首。“半是儒家半释家,光头更不着袈裟。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生涯洞里蛇。徒羡低头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谈狐说鬼寻常事,只欠工夫吃讲茶。”
周作人把两首诗分抄给了众多朋友,又在《现代》《人世间》发表,一时和诗不少,大多赞扬周之风雅。但也有人写诗讽刺,直言周“充了儒家充释家,乌纱未脱穿袈裟”。以读史者“后见之明”来看,周诗貌似恬淡,却暗藏脱去新文化斗士战袍之算计。联系1934年的国际形势,这位貌似看破名利的“在家和尚”,日后做汉奸的思想伏笔已隐隐埋下矣。
1938年,周作人参加日寇操纵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消息传来,唐弢想起四年前的出家在家诗,以其原韵讽道:“万劫灰余犹恋家,错将和服作袈裟”。远在美国的胡适也写了一首白话诗。“藏晖先生昨夜作一梦,梦见苦雨庵中吃茶的老僧,忽然放下茶盅出门去,飘萧一杖天南行。”可惜,决意投敌的老僧没有理会藏晖先生的一片好意。又过了三年,周和日寇更加亲近,楼适夷写了两首诗骂他,用词也更激烈。“娘的管他怎国家,穿将奴服充袈裟”、“半为浑家半自家,本来和服似袈裟”。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以出家或“剃度”作噱头,拿头发换头条的炒作时有出现。昔日那些出家或在家的文艺家们却已尘归尘、土归土,他们那些轰动一时的故事也终将湮灭,能长留人们心间的,或许只有丰子恺所说“彻底”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