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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许广平、萧红、萧军、周海婴在鲁迅墓前合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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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时代》剧照:萧红、萧军与鲁迅在一起。 |
■桂下漫笔
70年后,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回忆父亲病重的日子时,总会想起为当代文豪的家庭带来些许欢乐的女作家,她就是萧红。海婴写到:“1936年的大半年,我们的日子是在忧喜交错之中度过的。父亲的健康状况起伏很大,体力消耗得很多。因此,家里的气氛总与父亲的健康息息相关。”可以想象,这段时光给一个七岁小孩带来的压抑和沉闷。幸好有萧红。
萧红和她当时的丈夫萧军来做客时,鲁迅总是会下楼,一边和他们交谈,一边参观萧红的做饭手艺。萧红拿手的是包饺子和“合子”,这些北方饭食一眨眼工夫就热腾腾地上了桌。在年方七岁的周海婴眼中,“简直是‘阿拉丁’神灯魔力的再现”。“尤其是她那葱花烙饼的技术更绝,雪白的面层,夹以翠绿的葱末,外黄里嫩,又香又脆。这时候父亲也不禁要多吃一两口,并且赞不绝声,与萧军、萧红边吃边谈,有说有笑,以至于压在大家心头的阴云似乎也扫去了不少。”
许多年之后,已步入老年的周海婴依然记得,“我小小的心灵里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常来,为我们带来热情、带来欢快。”
也是在这一年,鲁迅病逝,当时萧红在日本。后来,萧红写了一篇长文《回忆鲁迅先生》,多次写到周海婴,这个几十年后依然记得她烙的美味葱花饼的孩子。“海婴一看到我非拉我到院子里和他一道玩不可,拉我的头发或拉我的衣裳。为什么他不拉别人呢?据周先生说:‘他看你梳着辫子,和他差不多,别人在他眼里都是大人,就看你小。’许先生问着海婴:‘你为什么喜欢她呢?不喜欢别人?’‘她有小辫子。’说着就来拉我的头发。”
在这篇文章里,她还用不少笔墨写了许广平。“许先生对自己忽略了,每天上下楼跑着,所穿的衣裳都是旧的,次数洗得太多,纽扣都洗脱了,也磨破了,都是几年前的旧衣裳,春天时许先生穿了一个紫红宁绸袍子,那料子是海婴在婴孩时候别人送给海婴做被子的礼物。做被子,许先生说很可惜,就拣起来做一件袍子。正说着,海婴来了,许先生使眼神,且不要提到,若提到海婴又要麻烦起来了,一要说是他的,他就要要。”
我估计,回忆鲁迅的文章恐怕不比鲁迅本人的作品少。不过,写鲁迅而用如此大量笔墨写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和孩子的,却似乎只有萧红。这大概是因为,在围绕鲁迅身边的激昂慷慨者中,真正融入鲁迅生活的,也只有萧红。虽然此时他们之间的交往不过两三年。但你必须相信,人与人之间精神的吸引不在相识之久暂。五祖弘忍选中六祖惠能做接班人时,两人相处也不足一年。
据说,萧红曾把《回忆鲁迅先生》的稿子给后来的丈夫看,后者代笔写了一段附记:“右一章系记先师鲁迅先生日常生活的一面,其间关于治学之经略,接世之方法,或未涉及。将来如有机会,当能有所续记。”殊不知,不论是当年萧红回忆鲁迅,还是日后海婴回忆萧红,其价值恰不在所谓“治学之经略,接世之方法”。就像五祖断不会拿某部经义来考问六祖一样。
鲁迅是先知式的思想家,又有些孤僻。他自己说,“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先知而加之孤僻,朋友当然不会多。这和“我的朋友”遍天下的胡适之正好相反,而颇有些像他的老师章太炎,以“太炎弟子”自居的人极多,以“鲁迅学生”自居的人也不少,但大多为拉大旗做虎皮之徒,真当得起鲁迅门徒的,萧红算一个。
鲁迅誉萧红为“女作家中最有希望的一位”,称《生死场》为“当代女作家所写最有力的小说之一”。但萧红在文学史上却处于尴尬的地位。由于知识和权力的纠葛,人类社会的历史叙述往往有AB面,这本不奇怪。中国现代文学史的A面,有冰心、丁玲,在B面,我们找到了张爱玲,或许还有以林徽因为代表的“民国才女”们。但翻遍A面和B面,也无法找到萧红的踪迹。
萧红的不受待见,或因为流亡异乡又所托非人,没有显赫殷实的娘家,没有功成名就的夫婿,使她似乎总处于“饥饿”状态,不论是物质上还是心理上,而这一点,至今为人嘲弄;又或因为她不属于任何党派,没有参加什么团体,没有自己的“圈子”,让善贴标签者无处下手。她的作品很早就获得称赞,但她的写作更多是带有自传性质的情感倾泻,她用私人经验袒露一颗不被“收纳”的灵魂,而文学史书写的重要功能恰恰是对过往文学现场的“收纳”。这就是萧红的伟大和悲哀。
既然文学史无法提供坐标,我们如何理解萧红呢?实际上,通往萧红的道路只有一条,这就是鲁迅。萧红和萧军初到上海,“连天看起来也是生疏的!”他们把自己的梦想,或许还有生存,都寄托在鲁迅身上。萧红曾回忆说:“我们刚来到上海的时候,另外不认识更多的一个人,在冷清清的亭子间里,读着他的信,只有他才安慰着两个漂泊的灵魂。”鲁迅,是萧红与世界的纽带。鲁迅离世后6年,萧红死于香港,留下遗嘱:希望葬在鲁迅先生墓旁。她的愿望始终没有实现,似乎暗示着了她与这个世界的疏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