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渊杂谭

    由于早逝，萧红一直是一抹寂寞的红。2011年是萧红诞辰一百周年，之后，这抹红却不再寂静。突出的表现是大荧幕上有了由霍建起执导的萧红同名传记片，但这部电影去年上映之后饱受批评，被视为消费萧红的典型。香港导演许鞍华的另一部萧红传记片《黄金时代》于是被寄予厚望。《黄金时代》如约在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期间放映，或许因为假期，人们放肆地发表着各种观后感，以及对萧红的多重看法，这些都一并合流成为假期间小小的文化热点，萧红的生平被大大普及。

    萧红命运凄苦，但终其一生都在抗争和追寻，尽管心有不甘地魂断港岛，但换一种角度看，对萧红自己而言，未尝不是得其所的一种圆满。对比“后萧红”时代的萧军、端木、胡风、白朗等一干旧知，创作乏力，风流尽丧，狗尾续貂，何如萧红在最精彩之处戛然而止。

    所谓的民国才女，今天被时人惦记的，已寥若晨星，庐隐、石评梅等已成为文学史上的名字，林徽因的走红更多是因为她的女性魅力，张爱玲也得力于境外学人的大力推举。萧红穿云拨月走过21世纪而“二次”成名，固然与今天注重文化经济的环境有关，与她身上的传奇色彩有关，但根源还在于她是一个有着惊人文学天赋的女作家，在于她的作品仍旧具有生命力。

    当我在这一波炙手可热的萧红热之中，再次翻起曾经如一道闪电一样惊到我的《生死场》《呼兰河传》等等，仍旧被她的文学世界劫掠而去。她的文字有如索套，一旦进入，便很难放手，和释怀。我只想说，感谢我们拥有萧红，感谢萧红为现当代文学奉上了这么精彩的佳作。

    作家的人生和其创作从来都有着密切的关系，二者互为注释，尤其对于萧红这种以自身体验而进行创作的作家来说。但同样的故事，讲述者和聆听者有了悲悯心，便是文学，反之就是在猎取谈资，便是格调低下的八卦。当我们真正心怀悲悯走进萧红会发现，她无非是一个想选择自己的人生的急先锋，而且在正当年华的时刻，谈了几次失败的恋爱，及时绽放了自己的文学才华而已，“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她的悲剧不仅仅是女性的悲剧，个性和时代的悲剧，也是人的悲剧，理想主义者的悲剧。

    而在众多的所谓解读之中，我们却意外地看到了当代人心态和价值观的众生相。萧红首先是个作家，也永远是一个作家。获取她的人生资料，着力点从来都是作为了解其作品的辅助，但作家不能大于作品，一旦脱离了作家身份去看待一个作家，就无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