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08月15日 星期五
科技治理给科技传播带来新挑战
文·本报记者 刘 莉

    “公众参与意识强烈,但参与的基础非常薄弱,科技治理面临挑战。”8月2日召开的第21届全国科普理论研讨会上,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王奋宇研究员作了题为《科技治理与科技传播》的学术报告。报告中,他介绍了科技治理从理念到现实的转变面临的问题,并提出科技传播在其中能够如何发挥作用。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中,明确提出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王奋宇说,针对人类活动提出“治理”一词,这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文献中是第一次,即国家治理体系,“过去我们的文件中只会说治理淮河,治理污染等。”

    具体到科技治理则需要建立一套体系,达到一个目标:各种类型的行动者,产业界、科技界、公众的内部意见要有序、有效得到反映;同时不同类型的行动者之间,意见有面对面的沟通、表达、讨论、博弈、谈判、妥协,最后达成共识,从而避免社会冲突和风险,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

    “科技传播在科技治理当中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在传播过程中,既要传播科学知识,也要传播治理的知识,让公众知晓治理的方式,要传播治理的活动,治理的过程,比如决策过程,执行过程都要进行传播。治理和决策所形成的结论、共识也要传播,这都应该是治理中的重要内容。”王奋宇说。

    他举了一个国外科技治理的典型案例:1998年,由法国议会科技选择评估局组织的“法国转基因技术公民评议会”。组织者首先用类似民意调查的程序选出14名公民代表,他们代表对转基因技术持不同观点的各方公众。紧接着对这14位公民代表进行两轮相关知识的培训,之后请他们与3名社会科学专家与4名转基因科学家组成的小组对话,形成一些基本结论。最后把形成的共识通过专刊、电影、视频、网站、对话会等形式传播出去……

    这样的科技治理过程在我国能否实现,王奋宇认为,从目前情况来看我国科技治理面临四大挑战:公众参与意愿与参与能力不相适应;组织化程度低;科学传播内容有偏、效能不高;治理传统薄弱。

    我国公众对科技治理的参与意愿有多高,王奋宇以2007年《三城市公众食品安全意识调查》结果为例进行说明。在题为“如果所在城市新建工厂可能污染饮用水源,你会……?”的回答中38.4%的人表示会向环保组织反映;另有38.4%的人表示会向媒体反映,还有25.9%的人表示会独自向政府部门反映。

    显然,公众参与意识强烈,但在王奋宇看来,“公众参与的基础非常薄弱”。2010年中国科协组织的《中国公民科学素质状况调查》显示,我国公民科学素质仅相当于发达国家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水平。2013年一项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知晓和了解程度的调查显示,66.2%的人听说过转基因食品,但表示知道得比较多和非常多的加起来只有17%。“对知识的知晓程度很低,这就使他的参与能力不可能很高。”

    此外,王奋宇在研究中发现,我国公众对科技界组织运行的情况也了解甚少,2007年《我国科技工作者的社会公众形象调查》显示,26.4%的人知道科技活动周,12.4%的人知道《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

    我国公众组织化程度低,参与科技事务的社会组织渠道匮乏也是现实存在的问题。王奋宇提供的数据显示,我国NGO组织发育滞后,2010年为45万个,其中科技类NGO占7%。公众参加社会组织活动比例很低,科技类更低仅为3.5%,与有科学素养的比例相符。这也增加了参与科技治理的难度。

    王奋宇认为,我国科学传播一直基于缺陷模型(deficit model)的理念,即假设公众不了解科学知识,对其进行知识的传播。科普或科学传播由政府主导,媒体的科学传播质量堪忧……这都不利于公众参与科技治理。我国治理传统的薄弱也给科技治理的实现带来挑战。

    “科技事务由管理走向治理乃大势所趋,科技传播应当为此做好充分的准备,发挥良好的支撑作用。”王奋宇说。

    他认为目前科技治理面临三重任务。第一,科技治理的制度体系设计,光有理念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在确定治理原则和目标的前提下,设计治理的制度,程序、法律、法规等,掌握治理的技术手段。“比如我们现在可能绝大多数的政府官员从来没有过‘利益相关方焦点组座谈会’的经验和技术,如何使不同观点的人坐在一起,大家通过面对面的沟通交流,形成妥协和共识,这需要一套技术。”

    第二个任务,要向公众“赋能”。他认为在这方面科技传播责任重大,首先要提高通过传播来提高科学素养,其次要向公众传播治理的知识和技艺。

    第三个任务,是科技传播模式自身的转型和治理问题。比如新媒体信息化过程中,如何实现科技界和公众的有效对话,如何引入非政府的市场和社会力量来开展科技传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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