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教育部下属的《中小学理科教材难度的国际比较研究》课题组公布了其历时3年的研究结果，通过对10个国家进行教材比对，认为我国中小学教材难度处于国际中等水平，学生课业负担与教材难度没有直接关系。在此之前的2010年，曾有十多位院士联名写信，要求降低中小学教材难度。

    难还是不难？究竟该听谁的？

    评价教材的难易，关键在于评价标准的设定。而评价标准的设定又和基础教育所承载的各项社会职能分不开。不论何种教育和培训，在提高被教育者知识技能水平这一基本社会职能外，还承载着被教育者进行筛选分流的附加职能，而这一职能常常被有意无意地忽略。

    无论在哪个国家，不管经济如何发达，即便社会可以支付起全体青少年同等接受最佳教育的成本，也不可能所有的孩子最后在各个学科领域都成为同样素质和水平的人才。人的才能差异是天然存在的，教育可能会普遍提高低水平的山谷海拔，却同样也会普遍提高高水平的山峰高程。

    一个人不会具备所有的职业技能，也不会适应所有的职业要求。教育的目的，不是培养制造全能之人，而是让具备不同才能的人最终到社会上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职业。各就各位程度越高，社会越有效率。

    而这种筛选与定位是在接受教育和培训的过程中，通过考试或考核，通过与周围其他同学的比较和自省，逐步形成的。这样的自我定位，不能过早也不能过晚。过早则会在才能真正显露之前草率地做出了错误的选择，过晚则会有可能丧失了发现才能的最佳时机。学非所用或者不能从事自己真正适合的职业，犹如一架大机器上放错了的螺丝钉，对个人、对社会都是悲剧。因此，将教育公平强调为不管什么样的孩子，都该接受同等难度的各科教育，是一个极大的误区。

    现在的孩子普遍拥有良好的家庭教育，对教育的筛选分流的标准越来越高。在学校教授的知识范围已经无法满足筛选要求的情况下，超前学、超量学就成为必然。确定教材的难易，首先不能回避的就是教育的筛选分流功能这样一个客观存在。只要人的先天差异存在，教育的这个功能就会一直存在。因此，对这项功能的刻意回避，已经使孩子们被迫牺牲夜晚和周末的时间，去培训机构参加补习班成为了必然。义务教育阶段的课堂时间，则在低效率的学习中白白浪费掉了。

    如果义务教育能够承担起筛选分流的职能，去培训机构上课还会成为每个想通过努力学习，争取美好未来的家长和孩子的必然选择吗？如果义务教育阶段课程难度继续降低，那些真正热爱学习的孩子，将不得不将更多的时间花在课外的自学或者机构培训上。这到底是减负还是增负？

    在微博上，经常会看到一些高学历家长做不出小学奥数题的新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原因在于，他们做学生时不是在学习新知识，而是为了争取高分在做大量重复的应试题型练习，导致相关的学科知识面过于狭窄，出了教学大纲，就一概不知。这类应试教育的弊端，在大学以及今后的研究生教育中则表现为独立思考能力不强，创新思维不够。而在他们为人父母之后，在辅导孩子功课时，又大面积地暴露出来了。

    现在小学教材全年两个学期，每科叠放在一起，厚度仅为半厘米，用这样薄薄的教材承载大脑高度发展期，对世界充满了好奇的一颗颗童心，是不是过于草率而不负责任了？

    因此，减轻课业负担，减轻的应是为了考试得高分而进行的大量重复的题型训练时间，而不能减掉孩子知识的广度和深度。真正的减负应该是在加强小学生知识的广度、加强中学生知识的深度的同时，弱化考试的难度。通过降低应试压力，提高中小学生在知识的学习中的成就感和满足感，并同时主动地实现自我认知和自身定位。

    因此，教材难与不难，在于教材是否能够满足教育的筛选分流功能，更在于教材的编撰是否是从少年儿童的实际认知能力出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