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一峰

    唐代文学家韩愈在《师说》中说：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这段话虽不长，阐述的道理很深刻。人非生而知之者，总有不明白的事或理。因此，谁也不可能不向老师学习。老师应受到尊重，因为老师是“道”的承载者，“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道”是“师”的先决条件，对于学生而言，与其说以某甲某乙为师，不如说以“道”为师，正所谓“吾师道也”。

    西方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有一句名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意思与韩愈所说相近又不尽相同。亚里士多德说的“真理”，更多的是指外部世界的规律和法则，而“道”的范围更大，除了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之外，还直指人之内心，涵括了为人处事之道德准则。

    师生大义，存乎一个“道”字。在师生名分伦常这杆秤上，唯一的秤星就是“道”。守道，是读书人的本分所在。当老师与“道”发生偏离甚至冲突时，从道不从师，也是读书人的基本立场。

    1906年，章太炎在《民报》发表《谢本师》，叙述与自己的老师、经学大师俞樾决裂的经过及原因。他说，“顷之，以事游台湾。台湾则既隶日本，归，复谒先生，先生遂曰：‘闻而〔尔〕游台湾，尔好隐，不事科举，好隐则为梁鸿、韩康可也。今入异域，背父母陵墓，不孝；讼言索虏之祸毒敷诸夏，与人书指斥乘舆，不忠。不孝不忠，非人类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章太炎因被清廷通缉而避难台湾是在1898年。1901年，他从台湾返回，去拜谒老师俞樾，受到俞樾这番严厉斥责，大骂章太炎不孝不忠，“非人类”，“先生与人交，辞气陵厉，未有如此甚者”。彼时的章太炎已是反满革命的一面旗帜，自然不能认同老师忠于清廷的观点，当即表示“谢本师”。

    所谓三十年风水轮流转，刚过了二十年，章太炎又遭遇了一次“谢本师”，不同的是，这次是他的学生周作人与他决裂。1926年，周作人《语丝》杂志发表《谢本师》。文中说：

    “我在东京新小川町《民报》社听章太炎师讲学，已经是十八年前的事了。……我自己知道受了先生不少的影响，……真是授过业，启发过我的思想，可以称作我的师者，实在只有先生一人。……‘讨赤’军兴，先生又猛烈地作起政治的活动来了。……近日看见第三个电报把‘剿平发逆’的‘曾文正’奉作‘人伦模范’，我于是觉得不能不来说一句话了。先生现在似乎已将四十馀年来所主张的光复大义抛诸脑后了。我相信我的师不当这样，这样也就不是我的师。先生昔日曾作《谢本师》一文，对于俞曲园先生表示脱离，不意我现今亦不得不谢先生，殊非始料所及。此后先生有何言论，本已与我无复相关，惟本临别赠言之义，敢进忠告，以尽寸心：先生老矣，来日无多，愿善自爱惜令名。”

    历史又走过十多年。对章太炎大唱民族大义的周作人节操不保，做了日本汉奸，出任伪华北教育总监。消息传出，他的学生魏建功等人，写了一组文章“谢本师”，1942年的《抗战文艺》杂志专辑刊出。其中一篇文章说：

    “满清末季，章太炎从事革命，提倡民族思想，他的先生俞曲园不以为然；太炎在上海办报，便发表了一篇‘谢本师’的文章。……‘谢本师’的态度是‘各行其是’的正义感的表现。当反动军阀孙传芳盘踞南京的时候，演出了一齣滑稽把戏，……（章太炎）坐着专车到南京去参加。那时北方有一位大学教授，也是文坛上的批评家，又曾经从太炎受过学，他就发表了一篇‘谢本师’在语丝周刊上。这人就是我们最知名的周作人，……算是很纯洁的表现了思想上的正义。……我们不能不替文坛上来表彰正义，表彰能维系民族德性的文士的正义，我们就不能不对今日的周作人发挥正义感！关于周作人在中国民族生存战争开火以来的言行，无庸我们逐一去引证了。总之是他失去了作人的难能可贵的一切了！”

    三代读书人“谢本师”均本于大是大非，或者说基于政治、民族等领域的“公义”，但在“私谊”方面依然对老师表示了敬意。1907年，俞樾去世，章太炎写下《俞先生传》以表哀思。太炎晚年凭吊俞樾故居，依然行三跪九叩大礼。1932年，章太炎北上讲学，周作人两次去北大听讲，还在家里设宴招待老师。与周作人决裂的学生们，也明确表示，“我们佩服他的文章艺术”。这些与“谢本师”一样，也耐人思考。

    图 美术作品中的章太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