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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胡一峰
唐代文学家韩愈在《师说》中说: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这段话虽不长,阐述的道理很深刻。人非生而知之者,总有不明白的事或理。因此,谁也不可能不向老师学习。老师应受到尊重,因为老师是“道”的承载者,“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道”是“师”的先决条件,对于学生而言,与其说以某甲某乙为师,不如说以“道”为师,正所谓“吾师道也”。
西方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有一句名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意思与韩愈所说相近又不尽相同。亚里士多德说的“真理”,更多的是指外部世界的规律和法则,而“道”的范围更大,除了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之外,还直指人之内心,涵括了为人处事之道德准则。
师生大义,存乎一个“道”字。在师生名分伦常这杆秤上,唯一的秤星就是“道”。守道,是读书人的本分所在。当老师与“道”发生偏离甚至冲突时,从道不从师,也是读书人的基本立场。
1906年,章太炎在《民报》发表《谢本师》,叙述与自己的老师、经学大师俞樾决裂的经过及原因。他说,“顷之,以事游台湾。台湾则既隶日本,归,复谒先生,先生遂曰:‘闻而〔尔〕游台湾,尔好隐,不事科举,好隐则为梁鸿、韩康可也。今入异域,背父母陵墓,不孝;讼言索虏之祸毒敷诸夏,与人书指斥乘舆,不忠。不孝不忠,非人类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章太炎因被清廷通缉而避难台湾是在1898年。1901年,他从台湾返回,去拜谒老师俞樾,受到俞樾这番严厉斥责,大骂章太炎不孝不忠,“非人类”,“先生与人交,辞气陵厉,未有如此甚者”。彼时的章太炎已是反满革命的一面旗帜,自然不能认同老师忠于清廷的观点,当即表示“谢本师”。
所谓三十年风水轮流转,刚过了二十年,章太炎又遭遇了一次“谢本师”,不同的是,这次是他的学生周作人与他决裂。1926年,周作人《语丝》杂志发表《谢本师》。文中说:
“我在东京新小川町《民报》社听章太炎师讲学,已经是十八年前的事了。……我自己知道受了先生不少的影响,……真是授过业,启发过我的思想,可以称作我的师者,实在只有先生一人。……‘讨赤’军兴,先生又猛烈地作起政治的活动来了。……近日看见第三个电报把‘剿平发逆’的‘曾文正’奉作‘人伦模范’,我于是觉得不能不来说一句话了。先生现在似乎已将四十馀年来所主张的光复大义抛诸脑后了。我相信我的师不当这样,这样也就不是我的师。先生昔日曾作《谢本师》一文,对于俞曲园先生表示脱离,不意我现今亦不得不谢先生,殊非始料所及。此后先生有何言论,本已与我无复相关,惟本临别赠言之义,敢进忠告,以尽寸心:先生老矣,来日无多,愿善自爱惜令名。”
历史又走过十多年。对章太炎大唱民族大义的周作人节操不保,做了日本汉奸,出任伪华北教育总监。消息传出,他的学生魏建功等人,写了一组文章“谢本师”,1942年的《抗战文艺》杂志专辑刊出。其中一篇文章说:
“满清末季,章太炎从事革命,提倡民族思想,他的先生俞曲园不以为然;太炎在上海办报,便发表了一篇‘谢本师’的文章。……‘谢本师’的态度是‘各行其是’的正义感的表现。当反动军阀孙传芳盘踞南京的时候,演出了一齣滑稽把戏,……(章太炎)坐着专车到南京去参加。那时北方有一位大学教授,也是文坛上的批评家,又曾经从太炎受过学,他就发表了一篇‘谢本师’在语丝周刊上。这人就是我们最知名的周作人,……算是很纯洁的表现了思想上的正义。……我们不能不替文坛上来表彰正义,表彰能维系民族德性的文士的正义,我们就不能不对今日的周作人发挥正义感!关于周作人在中国民族生存战争开火以来的言行,无庸我们逐一去引证了。总之是他失去了作人的难能可贵的一切了!”
三代读书人“谢本师”均本于大是大非,或者说基于政治、民族等领域的“公义”,但在“私谊”方面依然对老师表示了敬意。1907年,俞樾去世,章太炎写下《俞先生传》以表哀思。太炎晚年凭吊俞樾故居,依然行三跪九叩大礼。1932年,章太炎北上讲学,周作人两次去北大听讲,还在家里设宴招待老师。与周作人决裂的学生们,也明确表示,“我们佩服他的文章艺术”。这些与“谢本师”一样,也耐人思考。
图 美术作品中的章太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