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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棉花是贯穿《给阿嬷的情书》全片的情感符号,见证着郑木生与叶淑柔的爱情,寄托着恋人间的相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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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汕头市侨批文物馆内的“难”字侨批。 新华社记者 詹奕嘉 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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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汕头市侨批文物馆内的侨批。许俊辉 摄 |
近期,一部潮汕方言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破圈,好评如潮。影片中反复出现的“侨批”,不仅推动了剧情,而且走进了更多公众的视线。
在潮汕及闽南地区,人们把“信”称为“批”。侨批也称“银信”“番批”,是海外侨胞通过民间渠道,以及邮政、金融机构寄回家乡的“书信+汇款凭证”。
侨批记录了先辈“下南洋”的艰辛,讲述着浓厚的家国情怀,是鲜活的移民档案与家国文献。2013年,侨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被国学大师饶宗颐誉为“侨史敦煌”。
侨批诞生于先辈下南洋
侨批的诞生,源于充满艰辛的移民史。历史上,因时局动荡、资源短缺,东南沿海大批青壮年背井离乡,冒险“过番”,远赴南洋(今东南亚地区)谋生。因此,他们也被称为“番客”。
据《汕头海关志》记载,仅1864-1911年间,潮汕地区便有约294万人渡海南下。
他们四散在东南亚各地,修铁路、踩三轮、割橡胶、扛货物,做着最累最苦的活,把辛苦赚来的血汗钱,连同写满思念的信一起寄回家,支撑着整个家庭的生存。
广东省汕头市档案馆侨批分馆(侨批文物馆)名誉馆长林庆熙曾透露,据记载,1921年前,每年有几千万元侨批款进入潮汕经济社会;到1931年后,每年侨批款的数额已倍增至2亿元,有40%至50%的潮汕家庭靠侨批过活,当时亦有“食侨批”“食番批”的说法。
这些侨批维系着家人的生活与希望,买大米、建房子、娶媳妇,都离不开这笔钱。在困难时期,海外寄来的不只是信和钱,还有猪肉、布料、旧衣裳。
侨批里都写什么
“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给阿嬷的情书》里这些古雅而深情的句子,是千千万万封侨批的缩影。
当然,并不是每封侨批的文笔都这么优美,那些朴素文字里流露出的真挚感情,一样动人。
有人写在外打拼的艰辛:“近来工事艰辛,所获无多”;有人叮嘱家人别打小孩:“不可打头部,将来坏脑筋,只要细言细语教训”;还有回应父母催婚的:“关于我的终身问题,希望你别为之挂心,待我贱业稳定,收入可观之时,我必然会找个相当的姑娘来完婚……”
侨批上也有令人心酸的内容,“见信至切赎吾女回家”;还有一封信的正中央只有一个大大的繁体字:難(nán),旁边附诗:迢递客乡去路遥,断肠暮暮复朝朝。这些文字写尽了“番客”的艰辛、孤独与思念。
侨批是谁写出来的
在当年,无论是“下南洋”的华侨,还是在家乡守望的侨眷,大部分都不识字。那些得体文雅的书信是怎么写的呢?
其实,书信大部分出自“写批人”之手。“写批人”也称“代书先生”,他们可能曾是私塾先生、账房先生,或是批局(银信局)文员,常见于南洋的唐人街、批局或侨乡街头。其主要工作是将华侨或侨眷口述的文字,或无法表达的思念、絮叨的讲述,化繁为简,转化成含蓄的书信文字。
例如,“跟她说,我在这边挺好的”会变成“家中勿念,一切安好”;侨眷的“碎碎念”:“家里米不够吃”“观音山有老虎出没”“乡里的无赖总打我的主意”,被“写批人”化作“现在乡中不靖”。
一位受人尊敬的“写批人”不仅要有文化,更要有智慧。有的“写批人”会制定严格的规矩,比如“唆弄是非不写、有辱国格不写”等。他们会过滤掉客人的怨愤,尽可能不向远方的亲人传递无谓的焦虑。
另外,写信不能太直白。尤其是要求汇款时,不能开口就要钱,得先写妻子如何思念丈夫,再写孩子读书如何上进,最后才写老屋确实漏雨了,需要翻盖,尽快寄钱回来。
侨批是如何漂洋过海的
一百多年前,没有银行、没有邮政,华人靠民间信用,自发形成民间邮政兼金融网络。
起初,侨民往来寄递银信,依靠奔走南洋与故土之间的“水客”。“水客”通过货船将成批的侨批运回国内,最先到达侨乡枢纽,如厦门、汕头。“批脚”(邮递员)再按照地址逐一分送,他们懂方言、熟门路、重信用,携带信袋,走乡串巷,送信入户……
随着侨民增多、批信量增大,海内外专业批局出现,并逐渐形成收批、中转、核验、分发的成熟体系。据《潮州志》记载,1946年潮汕地区批局达131家。
当时批局非常讲诚信,批局门上贴着“见利思义”,提醒“批脚”要诚信,不能有二心。
为了保证银信安全,批局还发展出一套严密的防伪制度——专用信笺、暗记盖章、编码核对,类似现在的“快递签收码”,防止冒领。
伴随现代金融体系普及、邮政通讯技术迭代,传统批局日渐式微。1979年,侨批业务正式归口中国银行,民营侨批业务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科普时报记者王文洁综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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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下南洋、闯关东、走西口,并称为近代中国三次大规模人口迁徙运动。
其中,“闯关东”指清朝初年至新中国成立前(约1651-1949年)约三百年间,山东、河北、河南等省民众,向山海关以东的东北地区大规模移民,累积迁移约3000多万人。闯关东不仅改变了东北人口结构,还促成了东北农耕与工业的崛起。
“走西口”指明末至民国初年(约16–20世纪初),山西、陕西等地民众大规模越过长城西部关口,前往内蒙古中西部垦荒或经商的人口迁徙潮。走西口累计移民约1000多万人,推动了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融,催生了草原城镇的繁荣与晋商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