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大观先生是我的老领导、引路人、难忘的导师和“同师”益友。我与吴大观都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宁榥教授的学生，师出同门，亲密无间，相处近半个世纪，他的思想人品、精神风范和道德情操，一直是我敬仰和学习的榜样。

    一次谈话、一份信任，一生难忘的恩情

    1960年我大学毕业，留校做宁榥教授的副博士研究生，但因身体不好，不得不提前结业。我主动放弃留在北京机关工作的机会，于1962年2月被分配到沈阳六院二所从事一线技术工作。吴大观副所长找我谈话，当得知我身患胃病时，他主动提出，争取安排我去疗养，这使我终身难忘。

    大约4个月后，所里果真安排我到大连小平岛军队疗养院进行疗养，困扰我多年的胃病和便血症得到治疗和缓解。在那个年代，对于一个参加工作还不到半年的年轻人来说，能去疗养可谓享受了“破格”待遇。仅仅是一次谈话，吴副所长就记住了我这个普通的年轻人，并给予我莫大的关爱和照顾。

    1965年，所里奉命派4人小组到部队“蹲点”，帮助部队从歼-6到歼-7换代升级改装，所领导决定由我担任小组长。刚开始，我真有点胆怯，不敢去，是吴大观鼓励我坚定信心！到部队后，我们同飞行员、部队指战员等多次召开座谈会，听取他们对歼-7飞机特别是对涡喷7发动机的改进意见，最后形成了13份“蹲点”技术报告。

    回所后，吴大观要我在1500人的大会上，作我有生以来的第一个大会报告。这份报告既讲了部队对发动机改进的三点建议，又宣扬了部队“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坚定了全所职工搞好涡喷7甲发动机改型研制的信心和决心，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当天，吴大观坐在第一排全程听完报告，给了我莫大的精神鼓励！

    四个“一定要”，生前最后时光仍惦记发动机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航空发动机事业走过了“从引进使用、维护修理、测绘仿制到自主研制”的漫长而艰巨的历程。航空发动机技术曾经一度远远落后于国际水平。

    从1981年起，上级决定以中国航发燃气涡轮研究院（624所）为技术负责单位，开展我国第一个按系统工程管理的大型预先研究项目——高性能推进系统预先研究计划。当时预研工作刚刚起步，各方面对它的认识和重视都很不够，但是吴大观根据自己从事发动机型号研制的切身经验与教训，最早认识到发动机基础薄弱、材料不过关、技术储备不足、上马仓促，是导致型号研制久攻不破的重要原因。因而，他在各种场合积极呼吁和建言，促进提前开展发动机预先研究工作。

    2009年2月18日，吴大观住院。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我去医院探望他时，他聚起仅有的一点力气，让我坐在他的身旁，紧紧握住我的手，断断续续地对我说：“航空发动机太难了！过去我们认识不够。一定要吸取历史教训，按科学规律办事！一定要加强预先研究！一定要讲真话、不要怕！一定要落实科学发展观，把我国的发动机搞上去！”吴老的话音虽然很轻，但字字句句，像千钧重锤敲打着我的心。

    我真切地感受到，吴老对这四个“一定要”看得比他的生命还重要。这是他用一辈子的经验教训总结出来的肺腑之言，他为此经受了多少挫折和苦痛，耗费了多少心血和汗水！他要在自己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把自己几十年在航空发动机探索之路上获取的“智慧和所得”流传下来。

    两行热泪从这位白发苍苍、面容消瘦的老人的眼眶里流了下来，他的嘴巴又张了张，虽然没有声音，但我知道，他还是想重复这四句话。这时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泪水从我的眼中夺眶而出，我怕自己大声哭出来，赶紧对他说：“吴老，您放心吧，请您安心养病，我们一定会牢记您的嘱咐！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一定要把我国自主研制的航空发动机搞出来！”

    吴老长我快21岁，每次见面时，他都提醒我要多多保重身体，这使我深受感动。我也心知肚明，吴老这是在关心我、爱护我，让我多干几年，继续完成他的未竟事业。这些话我都听进去了，我也暗下决心，一定要牢记吴老的教诲，让国产战鹰都装上强劲的“中国心”。

    现在我们可以告慰吴老的是，我国的第三代军用战斗机和武装直升机的动力已实现了国产自主可控；我国的大推力、中等推力两型第四代动力，已装在歼-20和歼-35A隐身战机上实现首飞，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已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的历史性跨越；我国的大型运输机动力实现了国产替代，航程有了大幅增长；我国的C919大型民机自主研制动力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完成适航取证之后即可投入航线使用，飞上蓝天！

    用“中国心”助推“中国梦”，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一个航空动力强国必将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作者系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