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的北京，春光明媚。东城区东堂子胡同里，路边的树木已发新叶，为这条古朴的街巷添了几分生机。从胡同东口步入，一座三层红砖洋楼格外醒目，这便是中国近代享誉世界的科学家、“鼠疫斗士”伍连德的故居。

    走进故居小院，迎面是伍连德的半身塑像。他目光坚定，神情凝重。这位科学家有着怎样的人生故事？由故居改造而成的展厅里，正在展出他的生平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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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赢东北鼠疫战

    展柜中陈列着两只栩栩如生的旱獭（tǎ），看似呆萌，却是鼠疫的主要传染源之一。

    鼠疫是鼠疫杆菌引发的致死性极高的恶性传染病，属于甲类传染病。我国的甲类传染病总共只有两种，分别为鼠疫和霍乱。鼠疫为甲类传染病之首，也被称为“一号传染病”。1910年11月，我国东北曾暴发鼠疫。

    当年，鼠疫席卷东北地区，并波及京津冀等地，6万人相继丧生，情况万分危急！时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帮办的伍连德临危受命，任东三省防疫总医官，主持抗疫工作。

    12月21日，伍连德赶赴疫区，逐户排查发病情况，他初步判断是鼠疫——它还有个恐怖的名字：黑死病。为明确病原体，他突破封建礼教禁忌，完成了中国医学史上第一例现代病理解剖，成功分离出鼠疫杆菌。通过临床观察和流行病学分析，伍连德大胆提出：此次鼠疫是一种通过飞沫与空气传播、造成肺部感染的新型烈性鼠疫——肺鼠疫。

    “这一结论直接挑战了当时各国专家普遍认为的‘鼠疫仅通过鼠蚤传播’的权威观点。面对质疑，他顶住压力，坚持‘肺鼠疫人传人’的结论，为后续有效防控提供了核心依据。”伍连德故居讲解员介绍说。

    67天后，疫情被扑灭。1911年，东三省鼠疫大流行宣告结束。“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依靠科学手段，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成功控制传染病的行动。”中华医学会副会长、北京伍连德公益基金会理事长王健告诉记者。

    1935年，伍连德被提名为“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候选人”，理由就是“在肺鼠疫研究领域的贡献，特别是揭示了旱獭（土拨鼠）于该疾病传播中的作用”。

    发明沿用至今的防疫措施

    在短短两个多月内，伍连德是如何扑灭这场世纪瘟疫的？

    展厅内，一张张模糊的黑白老照片，给出了清晰的答案。封城断路，切断疫情扩散通道；分区管控，红黄蓝白四色划出层层防线；发明口罩，严格规范佩戴方法并大力推广；征用火车车厢改造成隔离病房，收容密切接触者和疑似患者；打破传统观念，焚烧疫尸，并全城消杀；科普宣传，联合报刊教百姓认疫情、防疫情……

    此后，世界卫生组织多次引用伍连德在1911年的防控经验，称其“为全球大流行应对提供了历史镜鉴”。

    展厅内特别展出了伍连德发明的“伍氏口罩”照片。口罩由多层纱布制成，纱布中间加裹消毒药棉，兼具防护性与舒适性。正是这副口罩在疫区全面推广后，显著降低了人传人的风险，让哈尔滨的抗疫局面迅速扭转。

    在1911年召开的万国鼠疫研究会（第一次由中国科学家主持的国际会议）上，“伍氏口罩”因成本低廉、效率显著，受到各国专家的赞誉。“它是现代医用口罩的前身，曾被广泛运用于中国的医疗系统，直到2003年SARS之前，我国大部分医护人员依然在使用这种脱脂棉纱布口罩，直到过滤效率超过95%的新型防护口罩出现并取代了它。”王健强调。

    发明双筷制与旋转餐桌

    伍连德对公共卫生的洞察，不止于鼠疫战场。在疫情防控期间，他注意到国人的用餐习惯——用不同筷子夹同一盘菜，极易传播疾病。于是，他倡导“双筷制”：长筷为公筷，用于取菜；短筷为私筷，各入各口。他还命人在八仙桌上加装一块可旋转的圆形转盘，中国第一台“旋转餐桌”就此诞生。中国近现代餐桌文明也由此发端。如今，公筷、公勺深深影响着人们的日常饮食。

    鼠疫结束之后，伍连德开始专注于建设我国的防疫体系，并先后创建了20多所医学卫生机构，包括哈尔滨医科大学、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等。在北京协和医院的创立中，伍连德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成立中华医学会

    在学术领域，伍连德同样卓有成就。他一生发表学术论文300多篇，《肺鼠疫论述》《鼠疫手册》至今仍被奉为经典。

    二楼展厅内，陈列着伍连德与中国近代医史研究开拓者王吉民历时16年编撰的《中国医史》复印本。这部著作于1932年出版，是世界第一部系统阐述中国医学史发展的英文作品。正是在这本书里，伍连德首次提出“中西医结合”的理念。

    1915年，伍连德牵头创建中华医学会——这是第一个由中国人创办的医学组织。伍连德连任第一、二届会长，并受命创办《中华医学杂志》。

    百余年过去，中华医学会已枝繁叶茂。学会刊物发展至200余种，在促进中国医学进步、加强中外学术交流、普及卫生知识等方面，贡献卓著，深受国际医学界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