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承华夏

    古人夏季也非常喜欢食用瓜果、饮茶和饮酒。之前我们聊过古代日用器精品龙泉青瓷，今天就来谈谈青瓷“鼻祖”——创烧于东汉，发展于六朝，盛行于隋唐五代的越窑青瓷。

    越窑主要分布于浙江

    我国陶瓷在唐代形成了“南青北白”格局，北白指的是北方邢台的邢窑白瓷，而南青则主要指的是越窑青瓷。

    越窑青瓷技艺在唐代达到巅峰，窑址大致分布于今浙江省上虞、余姚、慈溪、绍兴一带，最有代表性的是上林湖窑址。其实越窑并非指一地产品，而是代表了多个窑址形成的越窑系。

    越窑的创烧要追溯到东汉末年。我国陶瓷在商代虽未形成窑址，但南北方陶器风格迥异，当时的中原一带，人们日常生活主要用的是精美的白陶器和普通的灰陶、红陶器。由于对青铜器的推崇，使得统治阶层对陶器兴致并不大，反而是远离政治中心的南方古越地对陶瓷的需求远高于青铜，并在商代创造了与白陶器齐名的印纹硬陶和原始青瓷。

    时间跨越千年，东汉时期政治环境的影响、地域文化的交流，为原始青瓷向真正意义上的青瓷跨越奠定了良好基础。随着工艺技术的进步，越瓷在东汉时期成功创烧，拉开了我国历史上著名青瓷的发展序幕。

    从钙釉到“秘色”的突破

    越窑青瓷在我国瓷器发展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其精湛工艺和精美釉色广为传颂，主要是它的原料选择精细，烧制过程讲究。

    瓷胎普遍以瓷石为原料，而釉则以瓷石和石灰石为主要原料，按一定比例混合，部分瓷釉添加一定量的草木灰，即形成了我国早期瓷器典型釉——钙釉。由此可见，越窑青瓷较之早期青瓷单纯以草木灰为原料制釉，实现了技术突破。

    纵观越窑发展史，胎釉组成差别不大，但工匠在长期烧造过程中的制瓷经验对工艺的影响甚大。东汉至六朝，越窑青瓷早期做工粗糙，釉色并不匀净，甚至出现脱釉现象，到隋唐时期，其工艺发展迅速，并成为名噪一时的青瓷精品。唐代陆羽在《茶经》中赞“越瓷类冰”“越瓷类玉”，顾况在《茶赋》中褒奖“越泥似玉之瓯”。至晚唐五代，越窑青瓷烧造更是涌现出“秘色瓷”精品，唐陆龟蒙在《秘色越器》中感慨，“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因其产量极低，几乎没有传世品。直到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宝塔倒塌，一批珍贵文物的出土震惊了世界，秘色瓷才得以为世人所知。

    南方窑口自古多依山势而建，山下为龙窑头，山上为龙窑尾，形成俯冲态势，故名龙窑。龙窑烧制时燃料自龙口填入，因窑头和窑尾地势差异形成的气压使得火焰自然向窑尾蔓延。龙窑形制特点决定了能在窑内形成良好的还原气氛，这也是青瓷得以烧造的关键因素。上林湖窑址依山傍水，采用龙窑烧制青瓷固然得天独厚，但想要烧出精品并不容易，窑工在长期烧造过程中掌握了天时、地利的辩证关系，因此才有了与“天时”夺“翠色”的说法。

    器物造型巧妙诠释善与美

    越窑瓷器以青翠釉色取胜，器型种类丰富，多以日用器为主。形制既有简约风格，也有仿生风格，如人物造型、植物造型、动物造型等。最为独特的还是茶器和酒器。

    随着唐代饮酒风俗的发展变化，越窑青瓷酒器形制多端，如故宫博物院珍藏的唐越窑海棠式杯，造型仿海棠，杯足较高，具有萨珊波斯风格，反映了东西方文化融合的时代气象。而越窑茶器的发展，更能体现唐代以来茶文化的发展演变。先以大碗造型为主，之后则出现了盏托、瓯、杯、注子（执壶）等造型，其中盏托最为别致。托与盏分开可以防止烫手，造型多仿植物，尤以仿莲花最为别致，结合青翠的釉色更显清新淡雅，是唐代茶器主流造型。陆羽赞叹“越碗初盛楚茗新”。

    越窑青瓷的艺术特征与宋代理学思想的清新淡雅之风不同，美与善的统一是其艺术思想的主要体现。隋唐时期雄浑豪迈的时代特征与包容并济的哲学思想，诞生了唐代瓷器独特的艺术风格，越窑青瓷即为其中的典型代表。“美”为造型美，“善”为造型与实用功能的统一，即为和谐，美与善的统一，表明了越窑瓷器注重美学与功能统一的思想理念，也是工艺美术发展的主要趋势。

    （作者系河南省中原古陶瓷研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平顶山学院陶瓷学院基础教研室专业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