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严慧英

    慧语念慈

    郎之万于1872年1月23日出生。巧合的是，我爷爷严济慈与这位异国老师竟是同一天生日，且比郎之万整整小了29岁。冥冥之中，这师生二人似乎有着某种不解之缘，尽管远隔千山万水，终有亦师亦友的情谊。

    有人说：“严济慈是我国研究水晶压电效应第一人。”也正是这个“晶体压电效应”串起了爷爷与法布里、居里夫人、郎之万等法国物理学大师的传承渊源。

    在巨人指导下，揭秘晶体压电效应

    1925年，爷爷在巴黎大学做博士论文，他的导师夏尔·法布里教授给他的研究题目是《石英在电场下的形变》。这个题目源自皮埃尔·居里和雅克·居里兄弟俩的发现。早在1880年，同为物理学家的居里兄弟发现了晶体压电效应，并提出了举世公认的“居里对称原则”。这是一项伟大的发现，引起了科学界的广泛注意，并投入精力对其应用价值进行探索。比如，居里夫人在发现镭的放射性时，曾经用水晶片制成一台测量放射量的天平；郎之万在一战期间，也利用水晶片通电后发出的超声波，作为深测水下障碍的手段。

    皮埃尔·居里的老师李普曼教授推断，石英晶体压电效应的正、反现象的两个系数应该相等。可是，当时皮埃尔·居里、伦琴等科学家都只测出了“正现象”，即石英受压后产生的电量的数据；对于“反现象”，皮埃尔·居里只是通过实验证明了它的存在，但一直无法测定其数据。1906年4月，皮埃尔·居里不幸丧命于车祸，这项测定也就按下了暂停键。时光流转至1925年，夏尔·法布里教授毅然把测定晶体压电效应“反现象”这一重任交给了爷爷。

    由于这层渊源，可以想见，爷爷做博士论文的过程注定不平凡。这个题目与故去的皮埃尔·居里兄弟有关，自然也会得到居里夫人、郎之万教授的关注和支持。居里夫人把早年皮埃尔·居里使用过的石英晶体片借给他这个东方青年使用。身为压电效应超声波研究专家的郎之万是早年皮埃尔·居里的得意门生，与居里一家人过从甚密，情深意切，更是给予了爷爷许多切实的指导和帮助。由此，他们之间也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

    爷爷经过一年半的摸索和实验，采用单色光干涉测量石英通电后的厚度变化的方法，终于攻克了难关。他用单色光作为尺子测量晶体通电后的体积变化，揭开了晶体压电效应“反现象”的秘密，不仅完成了导师指定的任务，而且还有所拓展。他的论文《石英在电场下的形变和光学特性变化的实验研究》详细论证了石英在电场下的形变、伸缩，以及石英在电场中光学性质上的改变等。

    这篇论文后来经导师夏尔·法布里教授在法国科学院的例会上宣读，轰动了巴黎。《巴黎时报》等报纸纷纷采访论文的作者，还登出了爷爷的照片，慷慨地给予这个东方青年莫大的荣誉。爷爷是幸运的，不仅能站在巨人肩膀上开启事业的帷幕，而且在探索的路上更是得到了巨人的指导和帮助；爷爷也是不负众望的，力克难题，以坚实的步伐登上物理学家的殿堂，为国为民作出了卓越贡献。

    切磋难点，掌握国际研究动向

    1931年，郎之万来华考察时，即将年满60岁。此时，他早已功勋卓著，名声显赫；而我爷爷刚跨过而立之年，正是踌躇满志、科学研究力最活跃的鼎盛时期。

    爷爷于1930年应北平研究院院长李石曾先生之邀，筹建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并担任所长。郎之万的到来，对于刚成立不久的北平物理研究所，以及刚起步的中国物理学事业，无疑有巨大的鼓舞意义和切实的指导作用。

    爷爷奋笔写成《郎之万教授的生平及其在物理学上的贡献》一文，详细介绍郎之万物理学研究工作的成就和意义，对郎之万的科学贡献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充分表达了中国科学界对郎之万的崇仰敬意。爷爷还全程陪同了郎之万在北平的考察和参观，协助安排其在北平的各场讲演，并担任多个讲演的翻译。1932年1月4日和7日，爷爷陪同郎之万参观了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和理化部。他们介绍了各自的水晶压电“反现象”应用研究的进展情况，讨论电磁波在大气游离层中传播问题，相互交流心得，切磋难点。在20世纪30年代，郎之万访华使得我爷爷及时掌握了国际学术界的研究动向，对保持世界水平的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2年1月11日，郎之万离开北平回法国。郎之万回国后，我爷爷还和他保持密切的联系，请教和讨论学术问题，交往频繁。1935年，在郎之万和法布里的推荐下，我爷爷当选了法国物理学会理事。

    我不禁想起爷爷客厅里挂着的李石曾先生题写的一副对联：“温凉天气二八月，道义朋友三五人”，爷爷与法布里、郎之万、居里夫人等法国科学家的交往和情谊，正是基于对科学的热爱、对正义的追求，他们是真正的道义朋友。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委员，严济慈之孙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