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子核物理学之父”卢瑟福曾言：“所有的科学不是物理学, 就是集邮。”从科学史的角度看，彼时集邮的方法与眼光亦是科学探究的一部分。今天的高科技恐怕早已不屑于集邮的方法了，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们通过邮票的视角，继续认识多彩的世界，欣赏美好的生活。这也是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教授孙小礼牵头出版《邮票动物园》一书的初心。

    2005年夏，听闻孙教授退休后要出版一本动物邮票方面的书。不久，我接到孙教授的电话，希望我帮忙找一位合适的共同写作者。我立刻想到有生物学背景，同时又在中国科技馆工作的齐欣。当我把齐欣带到孙教授家里一起讨论写作主题与计划时，两人可谓一拍即合，我顿感轻松许多。

    初期，齐欣每隔一段时间都要与孙教授见面讨论，她们也希望我共同参与出些主意，我也乐于了解其进度，亦算出一份力。在孙教授家里，我们交流热烈而兴奋，到了饭点则边吃边聊，有时候孙教授的爱人、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龚育之先生也会就稿件和写作计划提出建议，两位老人偶尔还会相互开玩笑调侃一下，使我和齐欣都感觉很亲切。

    在《邮票动物园》创作初期，写作进度往往落后于计划，孙教授也有些着急。我平时亦喜欢看电视上的“动物世界”栏目，某日得闲，我写了两则动物的文字稿传给孙教授，没想到当天孙教授就打来电话给予肯定，并鼓励我继续写下去。之后，一些大型动物、猛兽、猛禽之类的内容便归到了我的名下。

    2007年春，我在爱丁堡大学访问，某日挤出时间写了豹子的文字稿，重点介绍了自己比较青睐的猎豹和花豹。几天后孙教授邮件告知，稿子已请北大动物系教授审稿，认为猎豹与花豹属于不同的亚科，不能混在一起写。这让我警醒，以后找资料写文字时自然谨慎许多。这是我在毕业后又再次受益的地方。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邮票动物园》第一版于2008年9月正式出版。在本书第二版时，当时已90岁高龄的孙教授在家人和朋友的帮助下，对时间跨度长达163年、涉及131个国家的2286枚邮票一一进行了查找，并注明了年代。从这一繁复、细致的工作中，我们看到了孙教授一贯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

    当年读博士选修二外日语，学得苦不堪言，每堂课都有四五十个生词，不由得萌生退意。孙教授专门找我谈话，勉励我坚持下去，因为“人生的每一步都不会白走”。我想既然不会“白走”，不妨再走两步，最后考了90分，孙教授非常高兴，嘱咐我继续提高。没想到这次也派上了一点儿用场，有些日本邮票上大家不认识的日语文字我可以借助字典查阅其含义。

    《邮票动物园》一书，借助邮票这一方寸纸艺作品打造出了一个“纸上动物园”，从动物分类学的角度完成了邮票上曾出现过的动物的趣味科普。邮票上各种动物巧妙的造型、斑斓的色彩、灵动的线条、优雅的神态，不仅图文并茂地诠释着不同动物的特征与习性，还讲述着人与动物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密切联系，延伸了集邮的内涵，倡导并传播了人与动物和谐共存的生态文明理念。邮票上形态各异的动物形象反映出各国人民丰富多元的文化情趣、各具巧思的审美眼光，共同映射出这五彩缤纷、绚丽多姿的美好世界。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导言中指出，文艺复兴时期的“英雄们还没有成为分工的奴隶”，因而造就了“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科普不能只是冰冷的理性知识，也不应成为公众的知识负担，做科普应当以“巨人”开阔深邃的眼光、兼容并包的胸怀，展示广袤无垠的科学领域，让这些知识走进寻常百姓的生活。

    在方寸之间，让科普奔跃千里。这，大概就是《邮票动物园》进行的一次有意义的尝试。

    （作者系北京大学科学传播中心主任）